材料：郑和，云南人，世所谓三保太监者也。初事燕王于藩邸，从起兵有功，累攉太监。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苏州刘家河泛海至福建，复自福建五虎门扬帆，首达占城，以次遍历诸番国，宣天子诏，因給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五年九月，和等还，诸国使者随和朝见

—《明史•郑和传》

材料：明代中叶，田赋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是金花银的出现，而是苏（州）松（江）府等地的均田均粮活动。金花银即货币化的田赋，它是封建国家为保证朝廷财赋收入对实物田赋制进行的灵活改革。“以太祖尝折纳税粮于陕西、浙江，民以为便。遂仿其制，米麦一石，折银二钱五分。南畿、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米麦共四百余万石，折银白万余两，入内承运库，谓之金花银，其后概行于天下。”与金花银几乎同时发生的还有明中叶江南的均田、均粮活动。这里所说的均田、均粮不是平均地权，而是“欲因田以平其赋，使无不税之田”。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一：明代中叶以后，市民阶层人员变得庞大复杂起来，它包括了商人、店员、贩夫、手工业者、游民、士卒、下级官吏、下层文人等各色人物。随着城市人口剧增，千户以上的市镇比比皆是。总之，明中叶以后的市民阶层无论在人数上、区域分布上都远远胜于宋代；而市民人数的增多是市民力量壮大、登上社会舞台的前提。加上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城市的日益繁荣，工商业者已日益成为一支不可缺少的社会力量，影响着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于是市民阶层开始由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

——摘编自王言锋《中国十六～十八世纪社会心理变迁与白话短篇小说之兴衰》

材料二：近代中国，在1905年以前，社会领导阶层为得有功名的士绅阶层。但到1905年以后，由于科举废除，旧士绅的地位渐为士绅取代。在1860-1916年，社会领导阶层不仅来自新旧士绅，也来自新知识分子。新知识分子的人数，大约为士绅的十倍。在1905年以前，社会领导阶层来自新知识分子者极少，但其地位不断上升，到1912年民国建立以后，新知识分子逐渐取代了士绅而为社会的领导阶层。社会领导阶层除士绅、新知识分子外。还有富商。当时中国有四种商人，一种是普通商人，一种是盐商，一种是行商，一种是买办商人。近代以来受西方工商文化的影响，提倡商战，鼓励商人与外商从事竞争。商人的社会地位提高，政治地位也提高了。

——摘编自张玉法《近代中国社会变迁（1860-1916）》

材料：明成祖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病死于榆木川。同年八月，仁宗朱高炽'即位。朱高炽'一反其父的所作所为，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策。仁宗—上台，施行“恤民之政”宣布停止北征、宫使采买、营建工程及西洋宝船等劳民伤财之举。仁宗以杨荣、金幼孜、杨士奇、黄淮等正三品官员兼任大学士。其后，仁宗又复设官品高达一品的公孤官虚衔，并授之以内阁大学士，使阁臣的权位远远高过部权。宣德时，阁臣已获得票拟权，开始直接参预处理国家政事，阁权已相当于相权。仁宗即位三月，即下诏礼部将“建文诸臣家属在教坊司、锦衣卫、浣衣局及习匠、功臣家为奴者，悉宥为民，还其田土”。这也成为仁宣两朝推行文官政治的一个辅助措施。仁宗时，还平息了与北部边疆鞑靼部、兀良哈部的战端，恢复了往来边市贸易。尽管仁宗在位时间甚短，但其所施行的政策却为宣宗一朝所继承，以致后代史学将这一时期称之为“仁宣之治”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元末，监察制度形同虚设，吏治松弛，官吏队伍贪腐严重。明初，因权力的再分配和缺乏相应的监察机制，统治集团内部不同派系之间斗争激烈，左丞相胡惟庸更是掌“生杀黜陟”大权。

    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太祖朱元璋藉左丞相胡惟庸案发，对监察制度进行改革。罢御史台，改置都察院。“罢御史台者，非罢御史，罢其总领之御史大夫”、只设左，右御史中丞，正二品，这样监察百官的长官与六部长官平级，以便互相牵制。都察院作为独立的监察系统与政务、军旅并列。在都察院系统之外，还构建了一个由皇帝直管的六科给事中，负责监督六部，同时亦限制都察院的权力过大。都察院与六科给事中在中央监察方面权责范围基本一致，只是在系统、组织机构方面各自独立，互不统属，直接对皇帝负责，又互为表里。在地方，将全国分为13道，每道设置按察司，巡按州县，考察官吏。除此之外，在洪武年间先后订立了一系列重要的监察法规，主要有《大明律》、《宪纲条例》、《奏请点差》、《出巡事宜》等。

——摘编自张创新《中国政治制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