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武宗正德年间，明朝已濒临崩溃的边缘。明臣张原言：“盖以正德年间，国柄潜移，权幸用事，祖宗之制度，朝廷之纪纲，荡废殆尽。”诸王、勋戚、官僚“请求及夺占民田者无算”。地主豪族隐匿土地、人口的大量流失，政府财政经常处于入不敷出的境地。朝中向各地派出镇守太监，他们鱼肉百姓，大肆搜刮，导致百姓流亡，农民起义遍及各省。世宗嘉靖皇帝即位后，重用张璁对社会时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至嘉靖九年，已查勘京畿勋戚庄田计57400余顷，其中26000余顷分别还给业主等。嘉靖十年，浙江、两广等处的镇守太监因“贪纵害事”皆被裁革，不久，陕西、四川镇守太监以“贪肄”亦被裁革。与此同时，对两税法进行了改革，把田赋和徭役合起来，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张璁改革以最大限度扫除了百余年来的明代积弊，激发了明统治阶层的活力，遏制并扭转了国势日衰的趋势。

——摘编自田澍《嘉靖革新研究》

材料一：明代乡绅阶层是国家权力束梢的自治主体，充当国家治理乡村的代理人。其来源，一种是未仕但具有准官僚资格的生员、监生、举人；一种是通过科举途径做官而致仕的居乡官僚；第三类是无功名无官职的乡里领袖，被地方官任命为“乡约正”，负责讲解圣谕和约规，以和睦宗族，正地方风俗。明末，顾宪成和高攀龙因政治失败，以乡绅的身份隐居无锡乡里，重修东林书院，主持读书讲学活动，被称为“东林党人”。崇祯年间，乡绅张溥等人在江南地区组织了规模庞大的“复社”组织。东林党和复社都积极参与政治运动，追求社会稳定和政治清明，对晚明政治产生了极大影响。

——摘编自秦德君《中国古代“乡绅之治”：治理逻辑与现代意蕴》等

材料二：1540﹣1640年被称为“流动的世纪”，英国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乡绅阶层日益兴起。乡绅属于地主阶级，是介于贵族与农民之间的中间阶层，大致包括骑士、缙绅与纹章乡绅三个群体。16世纪初乡绅人数约为6000，到17世纪末增长到约20000人。乡坤人数增加源于社会流动的加快。英国农业资本主义与商业的迅猛发展导致新财富增加，一大批出身非乡中家庭的新富人士集中涌现，通过努力实现了地位提升。宗教改革后，大量的修道院土地被政府没收并出售，促进了土地市场活跃，为大批新富人士通过购置土地成为乡绅地主提供了条件。国家对于新富之人积极吸纳，为其提供了政治保证。1568年官方纹章院开始向新兴社会人士开放申请，引起人们追逐爵位纹章的热潮，出现了“荣誉膨胀”现象。据统计，1560﹣1639年间官方授予的新纹章数量多达3760个，而成功晋升绅士的莎士比亚正是这一变化的受益者。

——摘编自许明杰《从莎士比亚遗嘱看英国乡绅的兴起》

几百年来，东亚始终是全球最具活力的区域之一，东亚贸易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材料一：明初统治者反对对外贸易，建朝以后的142年里，朝贡贸易是唯一的合法外贸途径。15世纪初郑和下西洋，除宣扬国威外，大量采购西洋（马六甲海峡以西的印度洋地区）物产亦是重要目的。……1509年，明廷开放广东开展特定的民间贫易。1514年，荀萄牙人来到中国并逐渐取得在澳门的居住权。1567年，朝廷开放福建省一港口供中国商人对外贫易并对进口贸易征税。之后，西班牙、荷兰、英国商人相继东来。与此同时，中国的民间海外贸易活动活跃，逐渐形成了以闽粤为中心、澳门为核心的亚太经贸网络，中国的瓷器、茶业等物品大量流向西方。中国的商人、工匠遍布南洋各个群岛，大量白银流入中国。……在明末清初的几十年里，郑氏海商集团操控着东亚、东南亚的海上贸易。

——摘编自（美）易劳逸《家族、土地与祖先：近世中国四百年社会经济的常与变》

材料二：清初厉行海禁。1683年康熙帝打败郑氏集团，结束海禁，并在主要海港设置海关。粤海关迅速成为最热络的通商单位，专门经营外贸的中国商行在广州快速增加。1757年，乾隆帝宣布广州为清帝国唯一对西方开放贸易的港口，颁布了一套详细的规则，这就是著名的“广州贸易体系”。以广州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多样且整合性好的经济圈。清朝持续外贸顺差。……西方各商业势力也不得不寻求与这个体系的融合。19世纪40年代后，随着中西多项条约的签订，“条约体系”逐渐取代旧的体制，以上海为中心之一的新的远东商贸网络逐渐形成。

——摘编自（美）范岱克《广州贸易：中国沿海的生活与事业》

材料三：20世纪最后四十年，东亚迎来了发展高峰，日本经济崛起，“亚洲四小龙”腾飞，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千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持续深入，GDP跃居世界第二。…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政府立足亚太、面向世界，提出了“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中国在亚太地区和全球事务中发挥了日益重大的影响力。

——摘编自王义桅《“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

（注：漕运指利用水道调运公粮以供中央政府支配）

材料一明代宰相制度的废除打破了皇权与官僚体系的原有平衡，形成了新的关系。以此为基础明朝设计了以内阁为中心的辅政机构，皇帝直接掌管六部，体现了明显的中央决策以及立法群体的扩大和决策立法的外廷化、制度化。官僚集团的构成更为平民化，官僚集团的膨胀和向基层社会的渗透，形成了绅士阶层。明朝的官僚士大夫自我意识和政治人格渐趋成熟，面对皇权的高压，一部分士大夫官僚在抗争中表现出较强烈的牺牲精神和独立意识。明朝的宦官问题也很突出，但在维护皇权问题上，明朝对宦官的控制基本士是成功的。

﹣﹣摘编自吴俊《＜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读书笔记》

材料二美国的“政党分赃制”开创于第三任总统杰斐逊（1801﹣1809年在位）上台后。该体制下，官员的任命只注重政治忠诚和功劳，而不是才干和品格。由于党派纷争、轮流执政，政府官员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执政党一上台便尽力利用掌握的权力巩固自己的政治基础。加上党魁势力的膨胀……任人唯亲、培植政治核心小集团，致使官员行为趋于短期化。1883年，美国国会通过“文官制度法”，规定建立一个不受党派控制的文官委员会负责对联邦文官统一管理；对部分官职实行竞争性考试；禁止文官参加党派活动等。该法案奠定了西方官僚政治的法律基础。

﹣﹣摘编自高连奎《美国政党分赃制度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