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学校的起源，本是纯洁的，专为研究学问的；惜乎后来变为国家养成人才之所。国家养成人才，原是很好的事；但因（一）事实上，国家所代表的，总是业经通行、已占势力的理论。所以公家所立的学校，其内容，总是比较陈旧些。社会上新兴的，即在前途有真正需要，而并非在过去占有势力的学科，往往不能尽力提倡。（二）而且是本身，总不免因利禄关系而腐化。于是，民间有一种研究学问的组织兴起，这便是所谓书院。书院之设，大概由（一）有道德学问者所提倡；（二）或为好学者的集合；（三）或则有力者所兴办。他是无所为而为之的，所以能够真正研究学问，而且真能跟着风气走。在理学盛行时代，则为讲学的中心；在考据之学盛行的时代，亦有许多从事于此的书院，即其确证。新旧两势力，最好是能互相调和。以官办的学校，代表较旧的、传统的学术；以私立的学校，代表较新的、方兴的学术，实在是最好的办法。

——吕思勉《中国通史》

材料二  原来只有宫廷图书馆是知识的宝库，只有能进出其间的御用学者才能有可能独占和利用。后来一段时间佛教寺院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印刷物的普及，把人类自古以来的智慧播及街头巷尾。不仅新发现、新发明，包括唐宋变革本身，也与文化的普及密不可分。

——（日）小岛毅《讲谈社·中国的历史》

材料一  理学的发生过程代表着一种能重新全面地指导人们社会生活的时代思潮的兴起。在这种时代氛围下，宋代士大夫的人生价值取向在整体上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即由盛唐时代对功名的孜孜追求转向道德精神的弘扬。主体伦理自觉意识的培育是宋代士大夫最为关心的事情。在这种精神追求的激励之下，宋代士林中为国家效力的自觉性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也空前强烈。

——范立舟《南宋全史》

材料二  ……20世纪30年代，伴随日本逐步加紧侵略中国，中国军民抗战情绪日益高昂，长城的形象已基本完全转向正面。钱穆《国史大纲》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毁内地长城，筑北边长城，皆为完成大一统的新局面所应有之努力，于中国大一统之形成，良有大功也，秦政不失为顺着时代的要求与趋势而为一种进步的政治。”《义勇军进行曲》“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也广泛流行。

——摘编自赵现海《二十世纪前期长城研究范式变迁与时代思潮》

材料三  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上（即中国奴隶社会何时向封建社会转变的历史分期问题），两位著名的历史学家郭沫若和范文澜，有不同的意见和热烈的争论。时任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陈伯达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说要百家争鸣。……1956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说到：“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两千年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

——选自《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