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遵循了传统的“山川形便”的原则    ②削弱了因地理因素可能导致的地方割据

③割裂了区域经济、文化的内在联系    ④有利于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有效控制

材料一：在忽必烈以前，蒙古国一直采取草原本位的统治政策，汉地管理混乱。与其诸位前任相比，忽必烈受到过更多的汉文化熏陶，并且是以汉地的经济、军事力量为后盾争夺汗位，因此即位后将统治重心放在了汉地。在由翰林学士承旨、原金朝状元王鹗起草的即位诏书中，忽必烈指出了前代大汗的政治路线“武功迭兴，文治多缺”的弱点，进而提出“宜新弘远之规”“祖述变通”的立国方针。这是蒙古大汗第一次专门向汉地颁发用文词典雅的汉文文言写成的即位诏。它足以向中原百姓表明：新即位的忽必烈不仅仅是蒙古的大汗，同时也是中国一个新王朝的皇帝。中原士大夫经历过长期异族统治，民族意识并不很强，又饱尝战乱之苦，渴望安定。在他们看来，“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忽必烈正是他们要求的新主人。

材料二：蒙古国家统治重心转变的主要标志是“汉法”的推行，即有计划地吸收、采用前代中原王朝的一系列典章制度和统治经验。用当时人的话说，就是“帝中国当行中国事”。忽必烈在位初期推行的“汉法”主要包括：建立年号、国号及有关礼仪制度；建立中央集权王朝官僚机构；定都汉地；实行重农政策；尊崇儒学。

——摘编自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元明清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