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摘自《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及其启示》

材料一   而王安石秉政，改贷粮法而为借助，移常平、广惠仓钱斛而为青苗,皆令民出息,言不便者辄得罪,而民遂不聊生。又诏卖天下广惠仓田。自是先朝良法美意,所存无几。

——《宋史.食货志》

材料二   范纯仁批评王安石：“欲求近功，忘其旧学。舍尧、舜知人安民之道，讲五伯(霸)富国强兵之术。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

——《续通鉴纪事本末》

材料三   俗士之论荆公，，大率以之与掊克聚敛之臣同视，此大谬也。公之事业，诚强半在理财，然其理财也，其目的非徒在增国帑之岁入而已，实欲苏国民之困而增其富，乃就其富取赢焉。以为国家政费，故发达国民 经济，实其第一目的，而整理财政，乃其第二目的也。而其所立诸法，则于此两者皆有关系者也。故不名之曰财政，而名之曰民政及财政。

——梁启超《王安石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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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国民之交敝也，自苛政始。苛政兴，足以病因瘁民，而尚未足以亡……惟是苛政之兴，众论不许，而主张之者，理不胜而求赢于势，急引与己同者以为援，群小乃起而应之……”“是安石之法，未足以致宣、政之祸，唯其杂引吕惠卿、邓结、曾布之群小，以授贼贤罔上之秘计于（蔡）京，则安石之所贻败亡于宋者此尔。”

一一王夫之《宋论》

材料二 荆公变祖法，志岂在荣利。盖本豪杰流，欲创富强治。高可追中商，苏绰乃其次。及思法必行，势须使指臂。群小遂竞进，流毒不可制。推原本其怀，因与权奸异。始知功名心，亦是祸人世。

——赵翼《读史二十一首》

材料 宋代“重文轻武”，所以也很重视科举考试，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宋代的科举放宽了录取的范围，名额也成倍增长，唐代录取进士，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少则几人、十几人，宋代每次录取多达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对于屡考不第的考生，允许他们在遇到皇帝策试时，报名参加附试，叫特奏名。也可奏请皇帝开恩，赏赐出身资格，委派官吏，开后世恩科的先例。……确立了三年一次的三级考试制度。宋太祖为了选拔真正踏实于封建统治而又有才干的人担任官职，为之服务，于开宝六年实行殿试。自此以后，殿试成为科举制度的最高一级的考试，并正式确立了州试、省试和殿试的三级科举考试制度。殿试以后，不须再经吏部考试，直接授官。宋太祖还下令，考试及第后，不准对考官称师门，或自称门生。这样，所有及第的人都成了天子门生。实行糊名和誊录，并建立防止徇私的新制度。对于防止主考官徇情取舍的确产生了很大的效力。宋代科举在考试内容上也作了较大的改革。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对科举考试的内容着手进行改革，取消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

——摘编自《宋朝科举制度：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改革时期》

材料  我国古代自秦汉以来，地方上的行政和司法机关是合一的，对其审判权限的规定并不严格。到唐代，明确规定县只能决断杖以下的刑罚，州只能决断徒以下的刑罚，中央司法部门只能决断流刑以下的刑罚，宰相有决断流刑的权力，但必须复奏。死刑决定权则一律控制在皇帝手中。自宋代起，审和判分离，县和州对重罪犯只有初审权和拟判权，而无判决审定权，终审判决统归中央，经中央批准，州县方能执行判决。

中国封建社会在司法工作上表现为重刑轻民。一般民事纠纷被称为“户婚细事”，往往只由族长和乡、里进行调处解决。但唐代州县的户曹的职任中，便包括有处理民事诉讼的内容，这是将刑事和民事案件分别管辖处理的最初步骤。至南宋时期，对民事案件的审判便单独成为一个体系，即州县负责审判，而最终的裁决权归属于户部，在户部左曹分置三案以分工管理。这种民事案件审判体系的建立，在中国历史上尚属首次。

——摘编自韦庆远《中国政治制度史》等

材料 国内外学者眼中的中国宋代

材料反映了国内外学者关于宋代历史地位的多种观点，选择其中一种观点，补充相关史实加以论证并说明所依据的观点或史学理论。（要求：史实和史学理论与观点之间的对应关系必须正确，论述充分。）

①对冗兵冗官的不满　②对田园生活的赞美　③对唐代治世的向往　④对北宋孱弱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