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宋初鉴于唐末藩镇割据，道名存实亡，“藩臣擅有财权，不归王府”之大弊，乃仿唐道制划分地方为路，属一级行政区。路的设置一改汉州、唐道固定区域、固定治所、固定机构、固定人员，权力集中的设置原则，不设单一行政首长，分别由漕司掌行政财赋、宪司掌刑狱、帅司掌兵事、仓司掌常平茶盐。宋初，路的区域划分大体以交通路线（河流流域）为主干，如沅水流域在唐代分属两个不同行政区，到宋时则将沅水和澧水流域隶属于同一路。宋徽宗崇宁年间，全国共设24路，其中南方15路共1118万余户，北方9路共538万余户。路、州、县的官员由中央朝官兼任，属于差遣性质，所谓“以京、朝官权知，三年一替”。

﹣﹣摘编自曹尔琴《宋代行政区划的设置与分布》等

材料  “审计”一词最早出现于宋代，北宋初期，天下财计归三司，三司之下的一些机构执掌审计职权。这种财审合一的内部审计体制，难以确保审计的质量和效果。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宋神宗实行改革，废除三司，将其财政职权划归户部，审计工作转归刑部之下的比部负责。审计对象包括中央和地方的各种账籍。户部汇编的全国财政收支报告，除以正本上报皇帝外，还必须以副本报尚书省转比部审核，比部查账时注重查核账簿、收支凭证，以及结存实物的一致性。只有经过比部审核确认无误，才能予以核销；如有隐漏、重复、收支不实的情况，相关官吏将受到处罚；未经比部审核的，库务不能支给钱物。比部的审核还要受到御史的纠弹。

——摘编自方宝璋《试评宋代审计》等

材料一  宋代士人群体意识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宋初石介极力主张为文必须与倡扬儒家之道结合起来，要文道统一。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面对社会危机，士大夫“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范仲淹上书皇帝，直陈天下危机，呼吁“变通”、“更张”，发起了以澄清吏治为重点的庆历新政。王安石在上书中告诫“享国日久矣，此诚当恻怛忧天下”，他发起的熙宁变法运动把宋代政治变革推向高潮。

——摘编自郭学信《宋代士大夫群体意识研究》

材料二  甲午战争之后，士大夫开始非常自觉而积极地改变，以期回应“西潮”的挑战。1895年以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思想，已经“与自强运动时期颇不相同，自强时期的求变求新，尚是相信中国的道统、中国的文化不可变，故其求变求新仅及于器物层面，而他们已经开始相信精神文化层面亦必须同时有所改变”。激进的变法者们为了挽救危亡，引入了从达尔文、斯宾塞到赫胥黎的进化理论，为自己的政治行为寻找新的正当性依据。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