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编自陈振《宋史》等

——摘编自《续资治通鉴》

材料一：北宋《吕氏乡约》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成文乡约，对后世明清的乡村治理模式影响甚大。“乡人相约，勉为小善”。《吕氏乡约》的宗旨在于使邻里乡人能“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吕氏乡约》要求乡民按照“长幼有序”原则遵守相关礼仪规定，列举了酗酒、赌博、斗殴、失信、造谣等不良行为，制定了相关的惩罚措施。《吕氏乡约》规定“约正一人或二人，众推正直不阿者为之。专主平决赏罚当否”。 “每月一聚，具食；每季一聚，具酒食”。“聚会，则书其善恶，行其赏罚”。“若约有不便之事，共议更易”。“吕氏乡约于君政官治之外别立乡人自治之团体，尤为空前之创制”。“乡约乃私人之自由组织而非地方之自治政府。且所约四事，偏重道德。经济教育诸要务，均在合作范围之外。衡以近代之标准，实非完备之自治。”

——选编自侯少龙《传统乡约与古代乡村治理研究》等

材料二：传统中国社会中的治安问题，除了依靠保甲制度监督外，主要是依靠作为州县官助手的衙役来维系。地方官可以雇佣比编制多得多的“白役”以供驱使，“白役”事权重叠，以维持治安为主的衙役常被交予催收钱粮等杂务。清末，政府在中央设立专门的巡警部（后设民政部）、在各省设立巡警道或警务总局，专门负责警察队伍的创建与管理。警察按照等级对应享有相应的薪酬。对所辖警察的言行有详密的规范制约，并以《章程》的形式明文规定。地方的警务系统设立和维持的经费由中央向地方财政过渡。清末警制改革有一定成绩，但所需经费也加剧了地方政府对民众的盘剥，加剧了国家与基层的直接冲突。

——摘编自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

材料一：北宋《吕氏乡约》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成文乡约，对后世明清的乡村治理模式影响甚大。“乡人相约，勉为小善”。《吕氏乡约》的宗旨在于使邻里乡人能”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吕氏乡约》要求乡民按照“长幼有序”原则遵守相关礼仪规定，列举了酗酒、赌博、斗殴、失信、造谣等不良行为，制定了相关的惩罚措施。《吕氏乡约》规定“约正一人或二人，众推正直不阿者为之。专主平决赏罚当否”。”每月一聚，具食；每季一聚，具酒食”。”遇聚会，则书其善恶，行其赏罚”。”若约有不便之事，共议更易”。 ”吕氏乡约于君政官治之外别立乡人自治之团体，尤为空前之创制”。”乡约乃私人之自由组织而非地方之自治政府。且所约四事，偏重道德。经济教育诸要务，均在合作范围之外。衡以近代之标准，实非完备之自治。”

——选编自侯少龙《传统乡约与古代乡村治理研究》等

材料二：传统中国社会中的治安问题，除了依靠保甲制度监督外，主要是依靠作为州县官助手的衙役来维系。地方官可以雇佣比编制多得多的“白役”以供驱使，“白役”事权重叠，以维持治安为主的衙役常被交予催收钱粮等杂务。清末，政府在中央设立专门的巡警部(后设民政部)、在各省设立巡警道或警务总局，专门负责警察队伍的创建与管理。警察按照等级对应享有相应的薪酬。对所辖警察的言行有详密的规范制约，并以《章程》的形式明文规定。地方的警务系统设立和维持的经费由中央向地方财政过渡。清末警制改革有一定成绩，但所需经费也加剧了地方政府对民众的盘剥，加剧了国家与基层的直接冲突。

——摘编自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

材料一  马克斯·韦伯曾指出，官僚体系的特点是理性的共同体行动，它所造成的“非人格性”一旦定型，就能够形成一种凌驾性的权力，“专制君主在面对官僚之优越专门知识时，也有同样的无力感，在某种意义下甚至比其他任何类型的政治元首都要感到无力”。

——摘编自尹敏志《军机处：帝王集权的意外结果》

材料二  君主专制确立后，最高统治者希望尽量加强中央集权，而弱化地方权力；尽量简化行政层级，而不设高级政区（无法简化时，即尽量使之不享有完全权力，成为“不完善的政权形态”）。但是，……事实上中央集权往往与地方分权主次兴替，相间而存。即便在理想状态下，中央集权也不得不建立在地方适度分权的基础之上。

——摘编自袁行霈、严文明等主编《中华文明史》

材料  宋代的“祖宗之法”，不是由固定条款构成的成文法典，而是一组动态累积汇聚而成的综合体：其中既包括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也包括统治者应该循守的治事态度；既包括贯彻制衡精神的政策措施，也包括不同层次的具体章程。其原则，其实质，正如宋太宗即位诏书所说，可以概括为“事为之防，曲为之制”。或许可以说，宋代立国的基本精神，正是“防弊之政”。其设范立制的立足点，在于防止前车之鉴的复现。

——摘自邓小南《宋代“祖宗之法”治国得失考》

结合材料与所学知识，围绕“宋代的祖宗之法”，从材料中提取一个观点，并加以说明。（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论证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