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在许多人看来，中国的“开放政策”不像中国式的政策，不符合中国的历史和传统。事实并非如此。在唐朝（公元六一八年——九零七年），当时中国的首都还在长安（今天的西安），中国号称有多达一万名外国人，这个大帝国的繁华首都里能看到各国的男女专家、艺术家、商人、学者等等。随着最后一个朝代清政府的衰败，孤立主义、闭关自守、排外主义的倾向日趋严重。中国的革命运动从来都不是内向的。它向中国境外，向海外——向日本、美国、法国、德国和俄国汲取各种思想和启示。

    正如历史学家李锐所指出的，这就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不同态度。毛“对西方不感兴趣”；他的社会比较封闭，更符合前清的传统。邓则相反，他如饥似渴地寻求新思想，对中国从西方获得的新东西非常感兴趣。

——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材料一：至迟自西周开始，已经就医药事物而设官立制。后来，伴随着政治和秩序对于关照民生的需求，医疗制度形成不能够日益发展。汉代出现太长太医和少府太医令两种职能上有所区分 的官职；北齐发展为太常寺太医署和门下省尚药局两种机构，并初置为太子服务的门下坊药藏局。隋炀帝时将药藏局归殿内省。实现了药藏局职能与隶属关系的统一。唐朝建设医疗制度，因革汉、北齐、隋之制而损益之。……唐代在中央设立了各级医疗机构；在地方也设立了一定数额的医学人员，包括医博士、助教以及医学生等。配合这些机构及相关人员的设置，唐代还针对医疗事物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性规定，最集中的体现是唐令中有专门的（医疾令）。此外，根据各个时期需要，唐代的皇帝还曾针对医疗问题发布过一些敕文，如玄宗时期的（考试博学 多才道术医药举人诏）等。

——摘编自程锦《唐代医疗制度研究》

材料二：广州是近代中国最早与西方世界接触的前沿，也是西方医学最早输入和最先繁荣的城市。早在 1835 年广州就有了传教士建立的第一所眼科医院，1838 年“中国医学传教学会”在广州组成。……1846 年美国医生伯驾引入乙酰麻醉法在教会医院第一次试用，使医院在实施外 科手术上有重大进步并保持技术优势。1920 年以后，广州的公共卫生和预防疾病运动全面发展。

——摘编自《中国医学通史》

材料一：勒鲁瓦·古尔亨说：“人们可以接受一种比他们以前所用的语言更简单的语言，可以接受一种较不发达的宗教，可是除非由于战争而暂时倒退，他们绝不会从用犁倒退到用锹。”不仅如此，在传播整套思想体系方面，似乎存在着某种“先天的”不可能性，因为思想体系无疑要受到各种独特的种族特征的限制，可是这些思想体系的点滴片段还是有可能传播的。

    古代地中海区域的欧洲人除了发明瘦腿转磨外，他们贡献出的唯一有价值的机械技术是高转筒车，即后来阿拉伯各地普遍使用的“萨吉雅”。可是中国人的发明就多了，这些发明在公元1世纪到18世纪期间先后传到了欧洲和其他地区。

——摘编自（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

材料二：“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些发明的力量、功效和结果，但它们远不如三大发明那么惹人注目：这三大发明古人并不知道，它们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因为这三大发明改变了整个世界面貌和状态。”英国哲学家、科学家弗兰西斯﹒培根这一论断的重大意义在于：他富有洞察力地选择的三大发明都起源于中国。然而，这三大发明对中国并没什么作用，相反，却在西方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中国的文明根深蒂固，中国的帝国组织渗透甚广，决不想允许这些发明破坏传统的制度于习俗。

——摘自（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玄奘西行与鉴真东渡路线示意图

玄奘(602－664)，为寻求准确的佛经文本，西行“求法”，历尽艰辛，十余年中，行程数万里，游历百余国。回国后，他译出佛经1300多卷，精炼而准确。由他口授而成的《大唐西域记》一书，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典籍。

鉴真(688－763)，深明佛学，50余岁时，受日本邀请，发愿东渡。他排除千难万险，历时12年，经6次努力，最终到达日本。鉴真东渡，对日本的佛学、建筑、雕塑、医药、艺术乃至日常生活，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据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等

解读材料，提炼出一个观点，并结合中国古代史的其他相关史实，加以论述。(要求：写出观点，观点合理、明确，史论结合。)

材料一：传统“天下观”发轫于一种华夷之分的文化心态，是古代中国历代王朝对外观念的集中体现。早在上古时期，《礼记》便划分了华夷文化上的高下，将夷狄排除在中原的范围之外。基于此，秦以后的中国人将所有“四夷”都列入藩国的地位，强调中央与四夷各安于等级名分，互不侵夺，平安相处。作为“礼治”的一种体现，中央对各国进献的贡物，报以丰厚的回赐，以显示出家长式的慷慨大度。不过，上述理念与现实有时并不一致，中央对四夷的所谓“控制”主要还是表现在名义上的“臣”或文化上的“化”，彼此之间等级的高低、地位的尊卑，仅仅在朝贡的文书和礼仪中有所反映。

——摘编自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 》等

材料二：鸦片战争后，魏源等编撰的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作品本应开阔人们的视野，但朝野上下却沉浸在“施予恩惠以求羁縻”的迷梦中，最多从传统“夷狄边患”的角度理解此事。即使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惨败后，清廷最怕的也不是割地赔款，而是外国公使进京。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李鸿章等洋务派认识到不能再简单地用“华夷之防”来解释帝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顾今日之天下，非三代之天下。……神洲者，东南一州也”。然而，这种反思更主要的是针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而言，晚清帝国对于东洋的朝鲜和日本仍保持着“天朝”的威严。直至马关订约，帝国丧失了最后一个藩属国，制度层面的藩属体系彻底崩溃，华夷观念才在屈辱的氛围中走向最终的崩溃。

——摘编自雷颐《面对现代性挑战：清王朝的应对》等

材料玄奘（602～664），为寻求准确的佛经文本，西行“求法”，历经艰辛，十余年中，行程数万里，游历百余国。回国后，他译出佛经1300多卷，精炼而准确。由他口授而成的《大唐西域记》一书，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典籍。

鉴真（688～763），深明佛学，50余岁时，受日本邀请，发愿东渡。他排除千难万险，历时12年，经6次努力，最终到达日本。鉴真东渡，对日本的佛学、建筑、雕塑、医药、艺术乃至日常生活，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据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等

解读材料，提炼出一个观点，并结合中国古代史的其他相关史实，加以论述。（要求：写出观点，观点合理、明确，史论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