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经学有“南学”“北学”之分，“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各自以不同方式推动经学向前发展。隋末农民起义的烈火迅速燃遍全国，许多经学师尊或遇难身亡，或逃遁荒鄙担任教授，儒经的教授传习也由滔滔洪波转为涓涓细流。唐高祖、唐太宗时，礼遇儒士，习儒谙经蔚为风气。但是，汇集京城的儒经师尊各述己说，难能统一，这和唐皇朝一统宇内，力求思想文化趋同如一的国策是相违背的；同时，唐太宗看到儒学典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讹谬”，诏令中书侍郎颜师古在秘书省考定“五经”（《春秋》、《诗经》、《周易》、《礼》、《尚书》），对“五经”中讹缺的文字详作订正，书成后奏上。为使该书获得时人承认，太宗召集当时名学硕儒重新论对。颜师古所作五经《定本》多引晋、宋以来江南传本，“随言晓答，援据详明，皆出其意表，诸儒莫不叹服。”贞观七年（公元633年）十一月，唐朝廷颁布五经《定本》于天下，令学人此后以《定本》作为传习儒经的依据。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  唐朝之前，官方对关羽的评价同三国时期基本一致：主要强调骁勇、忠义；勇在前，忠次之，义在后。对其性格缺陷，一般用“刚而自矜”评价。唐政府对关羽的评价还不高，不过唐朝以后很少再有关于其缺陷的评价。宋朝抑武扬文，关羽排名颇低。元朝加封关羽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开始由皇帝祭祀，民间则认为关羽可以灭妖除怪。清代关羽排名仅次于孔子，称为“关帝”，允许关帝庙使用黄色的房瓦，加封仁勇、显威、护国、保民等称号。对关羽的评价演变为忠在前，义在中，勇在后。百姓将其与观音菩萨并列，认为可以斩妖除魔、劝善惩恶、指点迷津、护国战神、救人济世、为民伸冤、治病，科举考生也要祭拜关羽。江湖绿林帮会认为关羽披肝沥胆、超越血缘，加以崇拜。

──荆学义《经典的传播：关羽形象传播研究》

材料：玄奘为探究佛教各派学说分歧，于贞观元年一人西行五万里，前往印度佛教中心那烂陀寺求取真经。西行路上，他走过八百里大沙漠，“上元飞鸟，下无走兽，四顾茫茫，人马俱绝”；有时忍饥挨饿，有时盗贼威胁，但玄奘志向坚定，誓言：“不求得大法，誓不东归一步。”他曾被高昌王阻留，但毫不动摇，绝食三日，以死明志。到达目的地后，历经十七年学遍了当时佛教的大小乘各种学说。

    643年，玄奘载誉回国，受到唐太宗的热情接待。共带回佛舍利150粒、佛像7尊、经论657部。在唐太宗的支持下，他长期从事翻译佛经的工作，撰成《大唐西域记》12卷，备载唐代西北边境至印度的疆域、山川、物产、风俗、政事和大量佛教故事和史迹，成为后人研究西域和印度古代政治、经济、宗教、文化、民族关系等问题的珍贵文献。他还把印度的天文、历算、医学、逻辑学乃至制石蜜技术等介绍到中国，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杰出使者。其被鲁迅先生誉为“中国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