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孙思邈（581—682年）陕西耀县人，唐代最著名医学大师。自幼聪明好学，善谈老庄且喜好钻研佛教典籍。当时社会风尚是“朝野士庶，咸耻医术之名，多教子弟诵短文”。孙思邈目睹民众缺医少药，个人幼遭风冷之疾经历，遂立志成为“苍生大医”，毅然放弃仕途。太宗、高宗两代帝王都特招孙思邈入京准备授予官职爵位，他却婉言谢绝，但进京后孙思邈有了更多机会接触长安医家，阅览各类医药书籍。

他在《千金方》中系统总结了古代以来医药学成就，并提出了自己的医学思想。他强调要在熟读熟记古代典籍、理论基础上，又须妙解阴阳、五行等。且还需具备哲学、史学以及其他学科知识等，留意钻研，加入个人见解。另外特别注重行医之“诚”即医德，痛斥“治病枉死过半的庸医”。在医学著作排列上，体现了“先妇人小儿，后丈夫者老”原则。此外他注重实践，考察了关中、四川等地风土人情、采集药材、炼丹制药等。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一：唐代的译经、抄经已达到超越前代的新境地。宗教的发达，必然引起对宗教经典的大量需求，只靠抄写显然已不能解决问题。无论是经济文化的发展，还是宗教传播和对外文化交流，都突出地要求供应大量的复本图书。传统的传抄方法再也不能适应社会的要求了，人们迫切需要一种新型的、高效率的图书复制技术。唐代不仅有了对印刷的迫切需要，而且也具备了印刷术应用与发展的纸、墨、石刻、捶拓等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在社会迫切需要和已具备的物质条件的历史背景之下，雕版印刷在唐代得到应用，并且有了初步的发展。

——摘编自《中华印刷通史》

材料二：古代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曾经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文化传播模式。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中曾深刻指出：“雕版印刷之术之勃兴，尤于文化有大关系。故自唐室中晚以降，为吾国中世纪变化最大之时期。前此犹多古风，后则别成一种社会。”书籍出版数量的增加，改变了文人的阅读习惯和藏书方式，张舜徽曾分析道：“自印刷之术日新，致用之途益广，便民垂远，为效甚宏。然其影响后世，有利有弊。由于得书甚便，学者多置之不观，苏东坡为《李氏山房藏书记》，即尝慨乎言之。故印刷愈便，而记诵日衰，似故创物造器者之所不任咎也。”

——摘编自于翠玲《媒介演变与文化传播的独特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