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对外开放是使唐代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国威远播的重要积极因素。唐朝的对外开放繁荣，除中外使节弱往返，还有商旅流动、僧侣请益、留学生互派等形式。唐廷不仅采取了诸如任其往来贸易、开放官学等种种优惠措施，将大批商人、学者等吸引进来，还营造出宽松的环境使他们的才智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为了便于商品外销，手工业者专门制作具有外域文化特征的产品。唐太宗处理当时国际关系的宗旨是“德泽布”，即“天下和为一家”“中国贵尚礼义，不灭人国”。在此精神的指导下，唐朝与周边国家和平交往，“蕃汉非常快活，甲兵休息，互市交通……被此丰足，皆有便宜”。唐都长安成为国际性大都市。

——摘编自周尚兵《唐代对外开放的特征及历史意义》

材料二   近代以来，通商口岸的作用和影响对于中国来说是“利害参半”。伍延芳等诸多清朝官员认为，对外开埠通商“利多害少”，主张自开商埠。甲午战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危局，推动了清王朝直开商埠的实施。清末新政时期，自开商埠为数更多，先后开放岳州、秦皇岛、济南等地。1905年，沙俄企图独占东北。为了抵御沙俄侵略，清政府采纳张之洞的建议，全面开放东北。自开商埠中的各方面主权完全属于中国，更不准在此设立租界。

——摘编自朱英《中国近代史十五讲》

材料三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这是中国近代以来付出巨大代价换回的历史教训，也是改革开放40年的宝贵实践经验。当今时代，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的世界大势浩浩荡荡，开放融通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滚滚向前，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日益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世界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球村，推进互联互通、加快融合发展成为促进共同繁荣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是对外开放的受益者，同时也在积极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作出中国贡献，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建一带一路”，中国正在不断以实际行动推动经济全球化，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摘自《学习习近平主席博鳌亚洲论坛主旨演讲系列评论之三》

材料一：中国古代王朝的对外政策，服从于“以德抚远”的政治目标，希望建构一个以中国古代王朝为中心，具有共同道义和文化基础的稳定的国际体系。汉代外交“临西海而望大秦”，使节出使各国，“远人宾服”。唐代时，要求选派的对外使节，“到彼宜阐扬经典，使知大国儒教之盛”，都城长安各国使节云集。明初朝廷四处宣谕，“有贡必封”。清初，顺治曾诏谕：“南海诸国，有能倾心向化、称臣入贡者，与朝鲜一体优待。”从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成功经验来看，建构东亚世界更主要是依靠先进的制度、法律、文化和技术，使得周邻国家受到吸引而自愿输入移植。中国古代王朝对外政策的基本点是和平的文化影响，而非武力的征服和领土的扩张；是国际体系的领导者和维护者，而非统治者和掠夺者。

﹣﹣摘编自韩舁《中国古代的外交实践及其基本原则》等

材料二：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清政府严词拒绝英国遣使进京。庚申之役后，清廷被迫允准外国公使进京常驻，但对遣使驻外无意执行。1864年，总理衙门将系统介绍国际法的译作《万国公法》分发到沿海各重要口岸。1875年，首任驻外公使郭嵩焘使英。甲午惨败，清廷被迫承认朝鲜为自主之国。庚子国变后，清廷广兴新式学堂，鼓励有志青年留学西洋，新式人才逐渐成为驻外使臣来源的主流。1901年，清廷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1911年，外务部职能趋于简化，“大臣掌主交涉，昭布德信，保护侨人佣客，以慎邦交”。

﹣﹣摘编自何新华《中国外交史（从夏至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