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16年5月21日，广东省博物馆邀请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姚崇新教授进行了主题名为《陆道还是海道?——佛教初传中国路径问题再探讨》的讲座。他指出，据文献显示，几乎所有早期入华的佛教信徒都沿陆上丝绸之路自西北而来集中在洛阳，而非海道说者所认为的江淮地区，且佛教在西域的传播虽晚于内地，却仍较南海地区为早；此外，虽然广州和交州为佛教自海上登陆的首选地点，但于文献所见最早传入的时间也仅在东汉年间，因此，海道说并不可取。为支持陆道说，姚崇新教授还将我国北方和南方地区的早期佛像造型进行了对比，得出的结论是南北方的佛教造型风格都受到了中亚犍陀罗造型艺术的影响，且南方佛教艺术来源于中原北方的可能性更大。之后，姚教授通过对于敦煌悬泉东汉浮屠简的分析，进一步充实了陆道说的证据。

——摘编自《姚崇新：陆道还是海道?——佛教初传中国路径问题再探讨》

材料二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至今已2000年。它深刻的影响着中国的传统思想和文化。历史上真实的佛教决不是一种孤立的信仰，它一直与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各种哲学思想，民间的风俗习惯社会道德乃至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等结合任一起。

——摘编自《佛教传入中国后的影响》

材料一

    孔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胜残去杀矣。”“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对于如何实现“无讼”，孔子提出的是一套为政以德、为国以礼、为政在人的治理方案，总体上是以德去刑。汉代一些地方行政司法官吏，在社会治理中，综合运用礼教、政教对社会的指引作用及刑罚对犯罪的禁止功能，综合治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解决社会冲突、化解社会矛盾的目的。例如：秦彭“准礼训人，不任刑罚，崇好儒雅，教明庠序”；东汉刘矩稍迁雍丘令，“以礼让化  之，其无孝义者，皆感悟自革。民有争讼，矩常引之于前，提耳训告，以为忿恚（愤怒）可忍，县官不可入，使归更寻思。讼者感之，辄各罢去。其有路得遗者，皆推寻其主”等。

——摘编自胡仁智《中国古代地方治理的儒家化及其历史启示》

材料二

    罗马法是在古希腊自然法理念的感召下，经千余年的历史筛选而鼎立起来的传统私法文化之源。由于罗马法学家一开始就以自然法为指导，诠释着以市民法和万民法等为代表的法律法规，并亲历种种司法实践，在几个世纪中一贯以往。他们形成传统的诉讼指导、诉讼参与、撰写契据，解答司法实践中大量的现实问题，更使他们的解答常常必须被审判者所接受，直接作为判案依据，这大大推动了罗马法律制度的发展。加之罗马版图的日益扩大，对外交往日愈频繁，国内人际关系越来越趋于复杂，法律的确认和处理已是罗马国家不可替代的必然手段，因此，罗马民间才靠着罗马法学家的活动成了有史以来的“法制帝国”。

——摘编自张蓉蓉等《罗马私法——自然法的法律表达》

材料唐前期统治者不断地进行一系列改革，其中在对外关系上，唐政府实行友好开放政策。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鼓励对外交往。唐政府设置鸿胪寺接待各国使节、宾客；在不少地方设商馆以招待外商；设互市监、市舶司掌管对外贸易。中外贸易广泛展开，唐都长安为亚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周边邻国纷纷遣使建交和进行正常的商业贸易。当时与唐通使交好的国家主要有七十多个。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唐政府命令保护，绝不盲目排斥。

由于唐朝前期推行了对外友好的而不是封闭的政策，使当时出现了“九夷重译，相望于道”的盛况。来自不同的民族和国家的使者、学者和商人的频繁交往，大大加强了中国和各国间的相互了解和人民之间的深厚情谊，也使唐朝得以在世界上处于领先的地位。

 ——摘编自许敏《唐前期的改革与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