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杜佑（诗人杜牧的祖父），自幼读书勤奋，经传之外，尤其重视历史典籍的学习。十八岁开始从政，从县丞起步，后来担任地方刺史、淮南节度使乃至宰相。杜佑虽位及将相，仍常手不释卷，孜孜以读。杜佑少时亲眼看到过开元、天宝的盛世，但他一生主要活动是在安史之乱以后。因此，他专心于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得失，意图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以为施政的张本。杜佑历经36年著成专叙历代典章制度沿革变迁的《通典》。《通典》综合历代史志中有关典章制度的资料，分门别类，竟委穷源，以收会通之效，为史书编纂开辟了新的途径。在《通典》中杜佑还发展了史书自注的方法，他的注文大致可分为释音义、举故典、补史事、明互见、考史料五类。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杜佑还冲破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思想的桎梏，表现出历史进化的观点。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等资料

材料一  “茶圣”陆羽提出饮茶“宜精行俭德之人”。这标志着唐代茶文化的正式形成。《茶述》概括饮茶“其用涤烦、其功致和”。至宋朝，饮茶强调自修内省和超然物外的境界追求，茶被赋予了更多的精神内涵。不仅如此，唐宋时期，随着茶叶生产专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生产技术的进步，茶叶产地逐渐扩大，茶叶产量迅速增长。茶叶经济更是宋代社会经济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以茶敦亲、以茶为媒、以茶敬客、以茶睦邻、以茶交友在社会中影响甚广，茶在家庭生活中还发挥了序长幼、明伦理的作用。

——摘编自袁祯清、宋伟《唐宋时期饮茶风习之发展》

材料二  随着地理大发现后世界性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饮茶习俗传入西方，尤其在英国社会由上至下渐次传播开来，至18世纪末期基本实现普及并逐渐本土化。英国人的饮茶偏好由绿茶逐渐转为红茶且添加牛奶和糖，这既是欧洲农牧混合的产业结构特征使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甘蔗种植园主的力量。英国舍弃了中国茶文化所包含的精神追求，更加重视饮茶的健康功能和家庭饮茶所蕴含的脉脉亲情，还发展出举世闻名的英式下午茶，从而形成了鲜明的本土个性与特色。

——摘编自刘璋才《饮茶在近代英国的本土化论析》

推动唐宋绘画之变的原因主要是（   ）

材料  姚鼐（1731年-1815年），安徽桐城人，被誉为清代桐城派集大成者，他所作的笔记、传记以及文集，蕴含了丰富的史学思想。姚鼐以天命来说明天下臣民侍奉一个君王是合理的，又以天命来说明一个失德的君王被更换也是合理的，并且还认为朝代更替最重要的因素是君王的德行。姚鼐继承了中国史学秉笔直书的传统，他认为史学之道即是求真，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史传以人物传记为中心，哪些人物才能立传，这是史书撰写的一个重要问题。姚鼐为人物立传的标准是贤能，“按史之立传，当以贤能，岂论名位。”姚鼐所说的贤能之人，就是有道德之人，即恪守程朱所宣扬的仁义，忠孝，名节之人。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一的史学方法论，贯穿于他的史学著作之中，最显著的体现在《九经说》中。姚鼐的史学思想，对后世桐城派史学与史学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摘编自郑树燕《试论姚鼐的史学思想》

材料  刘宗周（1578—1645年），浙江山阴人。明末著名的儒学大师，因讲学于山阴城北蕺山，学者称蕺山先生。

“慎独”一词原出于《中庸》，历来被儒家作为内心省察的道德修养而尊奉。刘宗周认为，“君子之学，慎独而已矣”。在他看来，“慎独”包括了上至对宇宙本体的认识，下至个人的道德修养等一切重要学问和做人的道理。“独之外别无本体，慎独之外别无工夫”。他的学生陈确解释说：“独者，本心之谓，良知是也。"他还认为“慎独”能使人的道德修养达到“中和”的境界，是实践“中庸之道”的必要途径，故而“独，即天命之性所藏精处，而慎独即尽性之学”。他的一些叛离理学的思想观点，后来为他的学生、戴山学派的主要代表黄宗和陈确继承并发展，逐步建立起与理学相对峙的思想体系。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一  中国传统国家观念是家国同构的伦理论，伦理本位的政治文化是将血缘宗法关系的氏族社会和地缘政治关系的国家体制相融合。大一统的理念成为中华民族的社会心理，使得中国人有着牢固的“大一统”信念，也形成了以皇权为中心的一元化领导核心的统治方式。德法并治思想把德的教化功能和法的强制效果巧妙结合起来，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达成共识的社会治理理念，无论孰轻孰重，皆是不可或缺的治国之道。以儒学为重心的传统文化从家族伦理中推衍出国家政治秩序，在这种孝忠一体、家国同构的政治文化下，人们孝亲、忠君、爱国，对社会充满责任感，重义务而轻利益。

——摘编自刘静、韩冰《中国传统国家治理理念及其现代价值》等

材料二  西方现代国家观念在启蒙运动时期进一步发展并成熟。洛克认为自然法的主要内容是人们有保护自己生命、自由和财产不受侵犯的权利，人们制订契约形成国家的根本目的是保护自己的自然权利。同时，被授予权力的统治者也是契约的参加者，也要受契约束缚，如其违约，人们有权反抗，甚至重新订约，另立新的统治者。依据自然法则，伏尔泰提出“人人自由、人人平等”理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明确提出国家主权应该永远属于人民。康德提出国家应建立在三个理性原则之上，即每个社会成员作为人都是自由的，作为臣民彼此是平等的，作为公民是独立的。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