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为唐朝至宋朝时期的宰相入仕途径简表（单位：人）。从这一历程可看出（   ）

材料一  长期以来存在的一直十分严格且竞争激烈的科举制度是中华民族绵延不断的原因。正是这种科举制保证了其他各项事业，并使其得以有效运转。这种考试引导着全国上下深谙其中奥妙的父母们直接向他们的儿子灌输经典著作的文学知识，其中包括以德治国优于凭武力治国，选拔最贤能的人为国家效力是实现国家政治清明必不可少的条件等等。这种考试为政府招募所有贤能的人，以使政府保持清廉。这种考试十分公正，因此即使是国家中最贫穷的人也只能说，如果他命运不济也是“天意如此”，他的同胞并未设置不公平的障碍来阻挠他提升自身的地位。

——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  中国进入近代以来，绵延几千年的考试文化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母体一同开始了近代化的艰难转型。1862年近代学堂及学堂考试的创办，标志着以科举为代表的传统考试开始向近代考试转变。民国时期的考试虽完成了近代化的制度重构，却并未完全实现真正的转型。孙中山批判继承了中国传统考试文化遗产，科学取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公务员考试的观念和方法提出了独特的考试权独立学说，并在南京临时政府和广州革命政府时期对实施文官考试制度进行了全面构划，为民国考试的转型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制度蓝图。

——摘编自胡向东《民国时期中国考试制度的转型与重构》

要讲某一代的制度得失，必需知道在此制度实施时期之有关各方意见之反映。这些意见，才是评判该项制度之利弊得失的真凭据与真意见。历史意见，指的是在那制度实施时代的人们所切身感受而发出的意见。这些意见，比较真实客观。待时代隔得久了，该项制度早已消失不存在，而后代人单凭后代人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历史上已往的各项制度，那只能说是一种“时代意见”。时代意见并非是全不合真理，但我们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已往的历史意见。即如我们此刻所处的时代，已是需要民主政治的时代了，我们不能再要有一个皇帝，这是不必再说的。但我们也不该单凭我们当前的时代意见来一笔抹杀历史，认为从有历史以来，便不该有一个皇帝；皇帝总是要不得，一切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只要有了一个皇帝，便是坏政治。这正如一个壮年人，不要睡摇篮，便认为摇篮是要不得的事。但在婴孩期，让他睡摇篮，未必要不得。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概括作者的观点，并以中外史实为例加以说明。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材料一

唐前期在户籍管理方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已明确了城邑与乡村的分野。《通典》记载了大唐令：“诸户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家为保。每里置正一人，掌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在邑居者为坊，别置正一人，掌坊门管，督察奸非，并免其课役。·····为防止人口的无序流动，唐玄宗时委派宇文融进行括户，并给予安抚政策使其复业，唯如此才能掌握民数，获得赋税。

材料二

宋代在户籍制度上分别设立坊郭户户籍和乡村户户籍，在户籍实行城乡分别治理的基础上，宋代又将户口划分为主户与客户：有常产的称为主户，没有常产的民户称为客户，分别列入户籍。坊郭户与乡村户都划分为主户与客户，坊郭客户为城镇贫民，多为小商贩，商业手工业的雇工和帮工及富户的佣工；乡村客户则主要是佃户主户的雇工和佣工，另外宋代还将城市主户划分为十等，乡村的主户划分为五等，作为征发赋役的依据，除了主户与客户之外，还有一种官户，即品官之家，他们属于特权阶层，享有免除大部分差役和科配的权利。

——上述材料皆摘编自金裕凤《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及特点》

材料

19世纪80年代后，科举制度改革步伐明显加快。传教士觉得如果想要控制和引导中国社会改革的方向，就必须为科举制度改革提供合适的方案。于是他们提出了种种改革科举制度的设想。传教士欲效仿文艺复兴时期借复古求解放的形式，主张复辟古时乡举里选制度，恢复科举考试的传统科目，并以传统实学为考试内容，丁韪良（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认为，科举是中国文明的最好方面，但它需要移植一些西方的理念，以使之适应变化了的现代生存环境。学校重在育才，而科举重在选材。二者是相辅相成，但在科举社会中二者却混为一谈。学校沦为科举之预备场所，科举成为学子之最后归宿，因此有些传教士提出予新人才以旧功名的设想，从而把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整合为一，以达到变革科举之效。尽管清政府迫于形势而不得不变革科举，但科举改革仍然步履蹒跚，传教士企图通过设立新的考试制度作为示范来推进科举改革。

——杨齐福《西方来华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科举制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