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因隋制，以三省之长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共议国政，此宰相职也。其后，以太宗尝为尚书令，臣下避不敢居其职，由是仆射为尚书省长官，与侍中、中书令号为宰相，其品位既崇，不欲轻以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职，而假以他名（注：如“参知政事”、“参议得失”、“参知机务”、“专典机密”等）。

——（宋）欧阳修《新唐书·百官志》

材料二

玄宗时，以中书省事务繁多、文书多雍滞，选用一些文人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诏书敕，……后正式改名为“翰林学士”，并特置学士院以安置。安史之乱后，“军国多务，深谋密诏，皆从中出”，被称为“内相”。宪宗元和年间，中书小吏滑涣，勾结知枢密刘光琦（宦官），“宰相议事有与光琦异者，令涣达意，常得所欲。……郑余庆与诸相议事，涣从旁指陈是非，余庆恕叱之，未几，罢相。”……《唐阙史》卷下记云：“一日，枢密使（宦官）出至中书，奉宣与宰臣商量镇州事。”

——戴显群《唐后期政治中枢的演变与唐王朝的灭亡》

请回答：

材料一

察举制到了东汉末年，已为地方门阀士族所操纵和利用，他们左右了当时的乡闾舆论，

使察举滋生了种种腐败现象，即所谓“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曹操在北方稳定统治后，急需人才。曹操死后，曹丕在采纳陈群的建议后，开创了九品中正制，这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的选官制度。所谓中正，就是对某一地区人物进行品评的负责人，也就是中正官。晋以后，中正改由朝廷三公中的司徒选授。在一般情况下，州郡的大小中正官是由司徒举荐的现任中央官员兼任，有时司徒或吏部尚书还直接兼任州的大中正官，这保证了中央对选举的直接控制，避免他人对中正事务进行干扰。

——摘编自张旭华《九品中正制研究》

材料二

魏晋时代，士族势力强大，常影响中正官考核人才，后来甚至所凭准则仅限于门第出身，于是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象，这不但堵塞了从民间取才，还让士族得以把持朝廷取才。隋朝在结束魏晋南北朝国家分裂局面后，百废待兴，而首先是解决国家所需的用人问题，于是科举制应运而生。科举制度是封建时代所能采取的最公平的人才选拔形式，它扩展了封建国家引进人才的社会层面，吸收了大量出身中下层社会的人士进入统治阶级。特别是唐宋时期，科举制度之初，显示出生气勃勃的进步性，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

——摘编自刘海峰《中国科举文化》

材料  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针对“户口日增，地未加广”的情况，规定以现在丁册为常额，固定丁银数量，此后所生人丁，不再征赋。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将固定的丁银首先在广东摊入田亩征收，并逐渐推行于全国。地税从此称为“地丁”，这就是清朝“摊丁入地”的赋税改革。摊丁入地，地丁完全按田亩征收，不论豪绅富户还是一般农民，田多则赋多，无田则无税，使赋税负担趋于合理。所以，摊丁入地可以说是封建社会中后期赋役制度发展的最后总结，是两税法、王安石变法和一条鞭法中所体现出来的赋役制度发展趋势的最后完成。至此，封建制度下按资纳税的原则得到了切实的贯彻，劳役税和实物税最终合成了单一的货币税。

——摘编自张守军《中国古代的赋税与劳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