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这些通过科场考试精选出来的，富有较高文史知识素养的文臣，受到了宋政府的重用。宋代文官制度使权力收纵自如，无尾大不掉之虞。宋代士大夫阶层的组成部分，与前代相比，已经有了根本性的改变。隋唐以后重科举取士，为中下层的寒族知识分子进入仕途打开方便之门。通过科举取士，帝王也有意识地让下层知识分子进入仕途，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特别关键的一点是这些文人士大夫出身寒微，没有势家势力作为社会背景，故也没有深厚的社会根基和实力，其荣辱盛衰皆掌握在帝王手中，即使位极人臣，也不会对赵宋王朝构成潜在威胁。

——《浅析宋代文官制度的得失》

材料二：19 世纪中期，英国工业革命完成，资本主义迅猛发展。1832 年议会改革，使工业资产阶级在议会中的地位增强，推动了整个英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纵深发展。但直至 19世纪初，英国政府各行政官吏的选任还依然采用中世纪延续下来的“恩赐制”，多由贵族子弟充任，买官鬻职成为社会普遍现象。膏粱子弟、庸碌无能而踞高位者有之，身为要官领取高薪而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者有之，文官素质每况愈下，工作效率低，严重影响政府声誉。1853 年，英国政府出台了《关于建立常任英国文官制度的报告》，提出了三项改革计划：一、区分文官类别，统一规定文官录用的年龄和薪俸标准，量才使用。二、实行公开竞争考试录用制，去除恩赐制弊端，选拔优秀人才。三、严格文官工作考核，实行政绩晋升制，奖优汰劣，奖勤罚懒。这些建议后来均以法令的形式逐一被采纳并加以实施。

——摘编自陈有义《试论 19 世纪中期英国文官制度改革》

材料三：伴随着科举制度的变化，清政府进行了选官制度改革。1904 年初，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统一全国学制，学堂选官制度由此正式确立。规定自高等小学以上，毕业考试结果分最优、优、中、下、最下五等，依据各级不同情形，分别由官府予以选录。不久，清政府又确立了留学毕业生选官制度，规定每年举行一次归国留学生考试，考试结果分最优、优、中三等，分别赐予进士、举人出身，再分配相应官职。1905 年废除科举制度后，学堂选官、留学毕业生选官一直是清政府官员选拔的主要方式。

——部编·选择性必修一《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第 39 页

材料：唐朝初年的租庸调制度本以均田制为基础，租，每丁每年纳粟或稻；调，随乡土所产，每丁每年纳绢或麻；庸则是每丁每年服役二十日，不服役则需纳绢代役。国家有事，则需加役十五日。天宝年间，户口版籍更新不及时，使得户部掌握的户籍信息与户口不一致。富裕民众，掌握着大量土地，政府直接支配的土地数量有限，少地或无地的民众日益增多。同时，富裕民众大多通过为官为僧来逃避课役，而贫困民众因无地或者少地而无力承担课役。官吏催逼虽严，而财赋却难以保障。在这种情况之下，杨炎建议推行两税法。户口不再分为主户和客户，以现居住地登统在户籍之中，按照贫富差异征收赋税，依户等纳钱，依田亩纳米粟。夏、秋两征之。其中租庸调、杂徭役悉数减省。

——摘编翻译自《资治通鉴》

材料：唐代中期刘晏说：“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故其理财，常以养民为先”。他提出赋税征课的三个原则：一是“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用足”，二是“知所以取，人不怨”，三是对农民实行“常岁平敛之，荒年蠲救之”的政策。他在大历年间曾对户税、地税进行整顿，改变税率，把纳税时间分为夏秋两季。改革盐法盐制，用“官商分利”的禁榷制度取代了“官方专利”的禁榷制度，创立常平盐制度，采取自由经营方式进行盐法改革。

——摘编自丛建阁、刘振锋《山东地区古代赋税制度与赋税思想及其启示》

材料一：我们同样可以发现官僚体制从秦汉起，就成为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问题。而这个核心问题又可以分成两个大的子问题，一是官僚的选拔制度，正如很多人指出的那样，中国政治的中心可以归结为选举。通过选举制度以及相应的文化，官员选拔的金字塔居然将整个社会联结到一起，并且利用选举保证着社会秩序的稳定；二是官僚体系内部的权力制衡。宏观上表现有行政、监察与军事上的三权分立，微观上有相权的分割和每个部门的权限细分，以及与各个部门之间权限的模糊和相互渗透。

——摘编自张鸣《中华帝国：制度的断想》

材料二：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初期，随着考试院的成立和《公务员考试法》《公务员任用法》等一系列法规的颁布，公务员制度逐渐形成。这是我国引进西方近代文官制度、建立近代人事管理制度的一次重要尝试。国民政府时期的公务员制度包括考选制度和铨叙（指按资历或劳绩授官或升迁）制度两大部分，由考试院具体负责管理公务员的考试、任用和铨叙。1935年《公务员任用法》规定“曾于中华民国有特殊功勋，或致力国民革命十年以上而有功劳者，经证明属实”即可免试任为公务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规定，政府公职人员必须加入国民党，重要职位的公务员“应由该党长官督促研究党义，随时介绍入党”与党无深切关系，特非所宜”。

 ——摘编自姚琦《论国民政府时期的公务员制度》等

材料一   唐中期以后，土地兼并加剧，均田制急剧崩坏，租庸调制难以维持。“有幼未成丁，而承袭世资，家累千金者，乃薄赋之；又有年齿已壮，而身居穷约，家无置锥者，乃厚赋之，岂不背谬！”百姓举家逃亡，规避赋税，被称为“客户”。

780年，杨炎推行两税法改革，规定所有民户在现居地登记，根据财产情况定户等，按户

等高低交纳赋税，“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分夏秋两季征收；“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结果“赋不加敛而增入，户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诚而奸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每户负担并未增加，但国家财政总收入增加，对户口的掌握也更为准确，“天下便之”。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二   明朝中期，豪民隐占田地，逃避赋税，“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曲输为累，民穷逃亡，故额顿减”，致使政府财政危机日益加深，赋税与徭役日益加重，人民反抗频繁。

1581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改革，规定田赋中除政府所需要征收的米、麦实物外，其余

所有实物均折银征收；所有名目的徭役皆折成银两分摊入田亩中；赋、役银合并后，直接交与

地方官府，即“丁、粮毕输于官”，再由官府用银雇人应役。这样，赋税的征收减少了环节，简化了手续，而徭役在各地由田亩承担，减轻了人丁的负担。一条鞭法上承两税法，下启清代的摊丁入亩，是我国赋役制度史上的重大改革。

——摘编自朱绍侯著《中国古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