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自唐末五代以来，“兵骄将悍”之劣风盛行，公元954年周世宗牵自指挥的高平之战就出现樊爱能、何徽等临阵脱逃并大肆洗劫的现象。周世宗为严肃军纪，严厉制裁不听号令的将领，将樊、何等七十二员战将按军法处斩，以整饬军纪。同时，周世宗认真总结历史经验，“乃命大筒诸军”，挑选勇武者编为禁军，加以整训。“由是士卒精强”。为了对付“锐于水战”的南唐水军，周世宗命造战船数百艘，又从南唐降卒中挑选水手数百人教习水战，经过几个月的训练，创建了一支雄壮的水军。——摘编自《中外历史上的重大改革研究》

材料：平阳公主是唐高祖李渊的三女儿，嫁给柴绍为妻。617年李渊起兵反隋后，她独自奔赴鄠县（在今陕西户县北），把在那里的庄田处理掉，散家财用以招募勇士，得到数百人响应。那时，鄠县一带有几支胡人队伍，各数千人。她派家奴马三宝一一说服，使他们都归顺入伍，后发展至七万人，声势大振，时称娘子军。

    武德六年（623），平阳公主去世。唐高祖想以鼓吹送葬，主管人不同意，说这有违古俗，从来没有妇女用鼓吹送葬的。唐高祖却认为公主亲身经过多次战事，这难道是以前的妇女所有的吗？鼓吹是军礼，有何不可！平阳公主的葬礼最终还是使用了军礼。《旧唐书·柴绍传》有平阳公主的附传，《新唐书·诸公主传》也有她的传记。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一：大规模的都城营建活动对关中地区的森林造成了毁灭性破坏，而且随着关中地区人口的大幅度增长，人口与环境的关系日益紧张。农业生产的过度开发，加剧了关中地区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造成了农业经济的停滞甚至衰退。唐高宗在文告中说，因长安粮食供应困难，而洛阳有运河，运输方便，故建为东都。自唐高宗时到玄宗开元二十四年间，皇帝均住在洛阳。五代时期，除后唐都洛阳外，其他朝代均都开封。宋太祖赵匡胤建都非在洛阳、长安，而在河南开封。北宋大权集中于中央政府，鉴于中央政府消耗大，又鉴于长安离江淮太远，洛阳虽较佳，但开封更好，故建都于开封。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社会经济通史》等

材料二：朱元璋定都南京，为中国统一后建都江南的第一个皇帝。居于长江下游的南京，山川险固，气象十分雄伟。但是，北方边疆的防御问题，北方元朝残余势力的存在等，都关系着国家的安全，南京远离要防，不便用兵，对北方的控制鞭长莫及。朱元璋曾有迁都的意向，但终未成行。明成祖朱棣，出身燕王，对政治中心脱离军事中心的危害很有体会，成功的迁都北京。北京虽然远离全国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但有京杭大运河联接江南经济中心，还可以通过海运从东南补给京师。明朝对国都的选址问题，争论一直非常激烈。

——摘编自李传永《论中国历代都城之变迁》

材料：安史之乱后，唐代漕运遭到极大破坏，更使中央财政空竭。当时的漕粮都是散装散运，不仅沿途消耗量大，而且便于沿途官吏的截留和盗窃。漕运都由地方承办，纳税户均出脚钱，从民间无偿征发船工与船只，委托富户为“船头”。他们对船工虐待勒索，以致“人不堪命”。漕船因征自民间，窄小破旧，极易损坏。

    为了解决漕运的问题，盐铁转运使刘晏对漕运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他命“囊米而载以舟”，把米装进麻袋，再上船起运。又立纲运之法，“十船为纲，每纲三百人，篙工五十，自扬州遣将部送至河阴。”同时，他在淮河以北列置巡院，在扬州设置漕转院，由国家训练船工水手，漕务完全由中央管理，漕船也由国家制造。从此漕船坚固，使漕粮得到了安全。此外，再利用盐利的收入，分别雇用船工进行漕运，并由国家直接管理。此次漕运改革，成效十分显著，成功地解决了安史之乱后财政调拨上存在的许多困难和问题。

——摘编自叶振鹏《中国历代财政改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