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唐朝长安平面图与北宋东京平面图，提取两项有关唐宋间历史变迁的信息，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说明。

材料：唐前期，继续推行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在此基础上，实行租庸调制，“有田则有租（田租），有家则有调（纳绢布等），有身则有庸”。庸和调在整个国家财政中占据重要地位。唐中期以后，随着人口增加，土地兼并加剧，均田制急剧崩坏，租庸调制难以维持。“有幼未成丁，而承袭世资，家累千金者，乃薄赋之；又有年齿已壮，而身居穷约，家无置锥者，乃厚赋之，岂不背谬！”百姓举家逃亡，规避赋税，被称为“客户”。

    公元780年，唐朝推行两税法：以国家财政开支所需为总额，所谓“量出以制入”。所有民户在现居地登记，根据财产情况定户等，按户等高低交纳赋税，“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分夏秋两季征收，“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结果“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每户负担并未增加，但国家财政总收入增加，对户口的掌握也更为准确，“天下便之”。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

材料：为了扩大赋税征收面，隋初进行了纳税户口清查工作，《隋书，食货志》载：“高祖令州县大索貌阅，户口不实者，正长远配，而又开相纠之科。大功已下，兼令析籍，各为户头，以防容隐。于是计帐进四十四万三丁，新附一百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口。”……大索貌阅之后，大臣高颖又认为长吏肆惰，遂请行输籍之法。由中央确定划分户等的标准，写成定簿，并根据户等高低征派赋役。由于国家规定的赋役数量低于豪强地主对佃农的剥削量，许多原来依附豪强地主的农民纷纷脱离地主，向官府申报户口，纳税服役，甘心成为国家的编户。这样既调动了贫苦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虽然隋代农民赋役较前代有所减轻，但是纳税人口却比前代成倍激增，隋朝经济改革对国家财政的影响由此一目了然。

——摘编自《从改革的角度看隋朝的“国计之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