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公元572年，北周武帝宇文岂亲政，志在平北齐，定江南，统一全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集权，扩充兵力。一面削夺宗室诸王及勋贵大将的权势，一面要求宗室诸王及将帅的故旧部属不得尽忠于故主，要求只能以天子一人作为专心奉事对象。为了对北齐用兵，在府兵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幕兵范围，将征兵对象推及到所有均田农民，且“改军士为侍官”，“侍官”犹皇帝侍卫，明确了府兵的“禁旅”“宿卫”性质，改变了原先府兵将领“自相督率”的现象，当兵之民既有“侍官”的荣誉，又逃避了国家赋役，出现了均田农民踊跃当兵的局面。武帝大力整顿府兵军纪，用法严整，又经常体察军情，慰勉将帅，笼络军心。周武帝在释免奴碑、杂户的同时，为避免激化统治集团矛盾，又把部分奴碑赏赐给有功的将领和勋贵。建德二年（573年）武帝集群臣、沙门、道士，“辩释三教先后”，结果得出“儒教为先，道教次之，佛教为后”的结论，建德三年五月，武帝“初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建德六年平北齐，武帝又令断齐境佛法。

——摘编自余世明《北周武帝改革略论》

材料一  盛唐年间，出于巩固新拓领土和加强边疆守备的战略需要，在边地设十节度使，领边防节镇。后内地刺史加受节度使衔。安史之乱后失于外重，尾大不掉，终于酿成落镇割据。宋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唐代落镇割据的历史经验，厉行中央集权，走向剥夺地方、强干弱枝的极端，限制和破坏地方的经济文化建设。宋代是外患最多的时期之一，而北宋统治者抵抗无力，至于南渡偏安，其中地方无实力，易于虚弱瓦解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摘编自林英男《唐宋时代地方行政体制和强干弱枝传统的形成》

材料二  大部分行省的辖区包括今天的二到三个省，远远超过以前王朝的一级地方行政区。这种情况适应了元朝疆域辽阔的特点，避免了中央与地方空当过大状况的出现，做到上下结合、浑然一体。行省于地方事务，凡军、政、财权无所不统，与宋朝分割地方权力的制度明显有异。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渊源于元朝特殊的民族征服背景。中央只有加重行省权力，才能够及时并有效地镇压反抗行动，同时也能对分封在边疆地区的诸王贵族进行节制。行省官员中仅有主要长官能掌握军权，而这类职务通常不授予汉人，因此地方权重之弊可以通过民族防范、民族控制得到部分弥补。

——张岂之《中国历史·元明清卷》

材料一：唐高宗永徽二年，命长孙无忌、李绩等撰《永徽律》，与此前汉、晋以来法律合刊，计分12篇，共30卷，史称《唐律律疏》。并郑重说明：“旧律云言理切害，今改为情理切害者，盖欲原其本情，广思慎罚故也。”宋太祖建隆四年，经朝廷同意，由窦仪等人主持收集了唐开元到宋建隆年间的敕、令、格、式中的刑事规范，共12篇、502条，刊印颁行，史称《宋刑统》。其律文大多是唐律的翻版，但在制度上更加规范。如规定死者没有子嗣的，其遗产由女儿、近亲依次继承，不得出卖部曲（家仆）、奴婢等，为了避宋翼祖赵敬之讳改“大不敬”为“大不恭”等。

——摘编自徐世虹《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

材料二：1902年清政府任命精通中国传统法律和西方法律的沈家本、伍廷芳为修订法律大臣，谕令“按照所陈各节”，“修改删并”，但“凡我旧律义关伦常诸条，不可率行变革，庶以维天理民彝不蔽。”在这次修订法律工作中，沈家本等秉承“洋为中用”的指导思想，规定禁止刑讯、删减死罪条目，改革行刑旧制、禁革买卖人口、删除奴婢旧制、统一满汉刑律、变通秋审制度，还制定了《商律》、《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法院编制法》、《违警律》、《大清新刑律》、《国籍法》、《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大清民律草案》、《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大清现行刑律》等新律。以上十个新律虽代表了当时先进的法文化，如引入西方的陪审员制度和律师制度，但由于清政府的迅速垮台，其中大部分只是颁布而未及实施即告废止。

——《清末修宪与沈家本》

①草市具有比较完备的饮食服务设施    ②城市间交通运输较为便利

③服务于商运的辅助性生意非常兴隆    ④各地城市的商业活动兴盛

①秦始皇陵中的陵园建筑             ②北京紫禁城的故宫建筑

③平遥古城的古民居建筑             ④西藏大昭寺的主体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