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春秋时期，儒家思想首先确定了“诸夏用夷礼则夷之，夷狄用诸夏礼则诸夏之”的文化认同原则。孔子就主张用西周社会的典章制度和礼仪规范，来作为分辨夷夏的标准，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孟子也沿袭了西周以来将中原以外的文化落后地区和民族称为蛮、夷、狄、戎的说法，并将“夏”与“夷”对举，主张用华夏的农业文明改变蛮夷等落后国家的文化，实现“天下定于一”的目标。在儒家文化中，国家是家庭的扩大，世界又是国家的延伸，因此，用华夏文明的天道教化来慑服周边夷族的初衷，孕育了华夏中心主义的情结。

——摘自《儒家的华夏中心观与文化民族主义》

材料二：十六国北朝时期，匈奴、鲜卑、氏、羌等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政权后，不同程度上都面临着如何处理族群关系的考验。天兴元年（398年），鲜卑贵族拓跋珪正式建立北魏王朝，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同年采用大臣崔宏建议，“自谓黄帝之后，以土德王”。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积极推进改革，改鲜卑姓氏为汉姓，并将随魏南迁的鲜卑人改为洛阳户籍。太和十六年（492年），文帝下诏祭祀“唐尧于平阳，虞舜于广宁，夏禹于安邑，周文于洛阳”。

——摘编自马溢澳《拓跋鲜卑的“中国”认同》

材料一：东汉以来，统治者为补充内地劳动力和加强军事实力，招引或强制边疆少数民族入居内地，同时由于我国天气有了逐渐寒冷的趋势，少数民族逐水草而居逐渐南下，到了魏晋时期，出现了少数民族内迁、汉族南迁的高潮，最终“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户口，戎狄居半”。“汉胡共政”的局面也逐渐确立，有些胡人政权的主政者是汉人，如氏族君主符坚重用汉人谋士王猛，一些汉人政权的决策层中也有不少胡人。许多少数民族上层极力推崇汉文化。如后赵的建立者羯人石勒“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十余小学于襄国四门”，安排贵族子弟学习汉语和儒学。汉人的各方面也深受胡人影响，比如汉人头上戴冠旧习逐渐改为使用头巾。少数民族政权还十分重视族源的追溯，如匈奴人刘渊建立汉国（前赵），因当年刘邦曾以公主“妻冒顿”，因此匈奴成了“汉氏之甥”。

——摘编自李学勤等编著：《碰撞中的民族的大融合—魏晋南北朝》

材料二：公元元年前后，日耳曼人开始逐渐南迁，罗马人允许甚至鼓励日耳曼人越过边境来当兵和务农，罗马的产品、技术和思想也影响着日耳曼社会的许多领域。3世纪，在西迁的匈奴人压迫下，日耳曼各部族被迫西移，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民族大迁徙由此而生。在这场“蛮族入侵”中，日耳曼人逐渐成了罗马的军队将领、政府官员，罗马帝国在蛮族的冲击下最终走向瓦解。在这个过程中，欧洲的人种分布发生剧变，西欧为日耳曼人各分支所占据，包括哥特人、汪达尔人、伦巴第人、法兰克人等，他们纷纷建立自己的政权。西欧的语言也随之改变。形成日耳曼语、拉丁语两大语系。日耳曼人对旧罗马帝国文明发达地区的统治结果是产生了一种新的文明。它既不是罗马文明，也不是日耳曼文明。正如恩格斯所言；“日耳曼的文明固然效仿了罗马人的样式，然而却完全独立地发展起来。”

——摘编自李秀珍主编；《西方文明史》

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表3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已发掘的部分重要的北魏墓葬及研究发现。

——摘编自杨哲峰《北魏墓葬考古五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