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汉文帝即位之时“汉兴二十余年”，拥立大臣们如周勃、陈平等人对汉文帝既存期待之心，又有考察之意，随时可以废立皇帝。决策层一方面，“多质（朴实、粗野）少文（文化）”，缺乏“为国远虑”的谋略，另一方面，“皆日天下已安已治矣”，看不到当时社会出现的新矛盾，反对“纷乱诸事”。汉文帝首先废除“诽谤妖言之罪”。他认为，“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国之大患”。“闻河南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召以为廷尉”。吴公荐洛阳少年贾谊，“帝召以为博士，一岁中，超迁至太中大夫”。即使贾谊触讳，也不予怪罪。袁盎其父“故为群盗”，其本人曾“为吕禄舍人”，“遇孝文初立，资适逢世”官至中郎将。文帝二年、十五年两次下诏，“举方正贤良能直言极谏者”。纳言与求才并重，成为选才与决策的一种制度。

——摘编自邵金凯《再论汉文帝的“因循”与“改革”》

材料一

汉代在齐郡临淄和陈留郡襄邑都设有“三服官”，负责制织朝廷所需“衮龙文绣”等高级织物，工场内有工匠各数千人，年费达数万万钱。御府内另设“尚方织室”，织造锦绣、冰纨、绮、毂等类丝织品。

——摘编自《汉代丝织业研究》

材料二

据《苏州府志》载：(明代)苏州东北半城都是机户，城东居民都从事丝织业；工匠各有专长，也有雇主按日支领工资，遇有事故，便请其他无主工匠代替。许多无主工匠清早就站在桥上待雇。

——摘编自祝慈寿《关于中国古代手工业的起源、发展和演变》

材料一

东汉太守王景在庐江一带教犁耕之法，兴水利，推广蚕织，卫飒、任延等地方官着手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经过两百余年的发展，江南的落后状况有所改变。汉末，“中国失纲，寇贼横暴，淮、泗间非遗种之地”。中原大乱，民众深受战争的苦难而四散逃离，而此时“江东沃野万里…可以避害”。北人南渡和越汉、蛮汉融合，加之江南雨量充沛、气候温和，遂在东吴政权的有力组织下，通过适当减少农民徭役与赋税，禁止恶吏扰民等措施，促使劳动力与土地的迅速结合，推动了江南地区的初步开发。

——摘编自杨洪贵《试论孙吴时期江南经济的开发》

材料二

南朝时期，地方官员在江南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宋武帝时期，青州刺史申恬在防御边境的同时，努力劝课农桑，修筑水利工程，使齐地“二三年间，遂皆优实”。梁中大通二年，陈庆之除南北司二洲刺史，“开田六千顷，二年之后，仓廪充实”。“昌国(郡)初为蛮地，俗不知学。(阮)弥之教之稼空，兴学校。家有诗书，市无斗器。”地方官还采取措施安置流民、安抚少数民族，化解彼此矛盾，“编户属籍”，“自是商旅流通，安居乐业”。雍州刺史张邵，至襄阳，筑长围，修立堤堰，开田数千顷。南朝地方官以廉洁奉公的精神，把安民、富民、造福百姓作为自己的施政目标，在江南开发的大潮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其事迹被史家写史立传、被百家修祠树碑颂念，为后代树立了“循吏”“良吏”的楷模。

——摘编自杨钰侠《南朝地方官对开发江南地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