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汉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亟需象征性领袖的现实，使“天”与“君主”凸显了他们的绝对地位。知识阶层一方面在民族、国家成型过程中不得不凸显君主的象征作用，一方面又恐惧再度出现秦代君主专制权力无限扩张，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局面。于是，董仲舒再三提醒君主在利益之上还有正义，在力量之上还有良心，在权力之上还有“天”在临鉴，其实就是在权力已经无限的君主之上再安放一个权利更加无限的“天”。这样，知识阶层就能够又一次代天立言，拥有一些与政治抗衡、对君主制约的权利。

——摘自葛兆光《中国思想史》

材料二：20世纪初，有人指出，“今之忧世君子，睹神州之不振，悲中夏之沧亡，则疾首痛心于数千年之古学，以为学之无用而致于此也。”1912年底至1913年初，民国教育部公布《大学令》和《大学规程》，将大学分为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正式取消了大学经学科。

——据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

材料三：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年而从未中断，对形成和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对形成和巩固中国多民族和合一体的大家庭，对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对激励中华儿女维护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促进中国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平衡，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习近平《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2014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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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汉武帝时，由于大事兴作，巨款开支，不仅使汉初七十年间的积蓄为之一空，而且广大农民由于繁重的赋税徭役和豪强豪商的盘削，加上连年天灾，纷纷破产流亡。同时，豪商大贾们利用汉初以来“开山泽之禁”的政策，操纵冶铁、煮盐、铸钱等生产部门。面对严峻的情势，汉武帝决心进行财政经济改革，从公元前120年起，重用“兴利之臣”，主持全国财政经济工作，这其中尤为桑弘羊最受信任。他推出了一系列改革经济财政的措施，主要有：征收财产税，即算缗告缗；扩大公田数量，出租给农民并收税；屯边移民，将民众迁往汉帝国新占领的土地上耕种，这个措施极有助于安置流民、降低军费；推行五铢钱，打击私铸行为；盐铁收官营等。后来，王安石变法中的均输法、市易法就是脱胎于桑弘羊设置的均输、平准，历代以来实行的专卖政策也是出自他的盐铁官营之法。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