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珠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之所从矣。

——《汉书·重仲舒传》

材料二：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世信不察，以工商为木，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益皆本也。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多元起源的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不断向一体化迈进，维持着和平、统一的主流，保持着对中华文明较高的认同感。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汉高帝将宗室女奉献给单于，又约定每年向匈奴贡献一定数量的丝绸酒米，以求苟安。文帝时匈奴再次南下掳掠，并不断在边境侵扰，汉朝不能抵御，仍维持既定之议。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大将军卫青率大军北击匈奴，再次收复河南地，移民十万驻朔方。元狩二年（前121年），汉将霍去病率领大军先后越过焉支山（甘肃山丹境）和祁连山，大败匈奴军，斩俘四万余人。 

 ——摘编自蔡美彪著《中华史纲》 

 材料二： 

 材料三：清朝眈（既）继承了历代中原王朝的韁城（疆域），也继承了历史上周边民族活动的领地，清朝的所谓“开疆拓土”，就是国家对边疆地区实行行之有效的管辖，对边疆各民族直接进行行政管理。 

 ——摘自成崇德《论清朝疆域形成与历代疆域的关系》 

材料一：元始二年（公元2年），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和蝗灾，疫病随之而来。汉平帝下诏：“民疾疫者，空舍邸第，为置医药。”隋代医学家巢元方主持编纂的《诸病源候论》认为疫病流行的原因之一是“节气不和，寒暑乖候”，提出疫病的预防“须服药及为法术以防之”。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不仅总结了许多治疗传染病的方剂，还提出用熏药法进行空气消毒、向井中投入药物给水消毒等消毒法，并提倡注意个人卫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宋朝建立了层级分明、各有所司的医疗机构，平时执掌朝中医药之事，民间疫病出现时应诏至民间进行医疗活动。

——摘编自玉兆鑫《中国抗疫简史》

材料二：

材料三：近代中国被扣上了“东亚病夫”的帽子，死亡人口中半数以上死于传染病。中国共产党人决定一扫旧社会的污浊之气，缔造一个崭新的社会。20世纪50年代初，美军在我国东北地区散布大量的细菌。1952年5月，《人民日报》发出了开展“爱国防疫卫生运动”的号召，党员干部深入基层一线宣传。卫生防疫部门对肺结核病、天花、鼠疫等疾病采取了一系列预防治疗措施。12月，毛泽东题词，要求“动员起来”“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1953年，各地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成立，各级卫生防疫站建立，人民政府还对街道和房屋院落进行修整，安装自来水管，疏通污水管道。20世纪50年代末，爱国卫生运动的中心任务逐渐转移到“除四害”上来。

——摘编自李洪河《新中国的疫病流行与社会应对》等

 材料一：中国传统国家治理的特点，第一个方面是上层的统治——国家治理，主要是通过维护儒家意识形态的大传统、教化人民和通过建设全国性的巨大工程，来为政治统治与社会发展提供基本条件。第二个方面是基层的统治——社会治理，主要就是通过国家大传统与民间小传统的互动，形成强有力的民间法比如乡约、族规等制度，乡钟、地主等精英，宗族、乡里等组织。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中央王朝力图将权カ的触角延仲到最基层的乡村地方。从直接统治的乡亭里制到间接控制的保甲制的演变，只是为了适应乡村社会组织的变化，更为有效地统治乡村。因此，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始终是影响国家与乡村权力体系的重要因素。 

 ——摘编自黄杰《比较历史视野下的大国治理问题研究以藕合治理机构与治理绩效的关系为线索》 

 材料二：罗马帝国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以城市为中心的政治经济体制与军事主义结合的一个体系”。罗马国的统治者将罗马公民权授予行省居民、推广城市化运动，发展城市体制，依靠行省奴隶主阶级组成的自治政府实行地方自治，建立起一套中央政府——行省机构——地方白治城市三位一体的行政管理机构，这对于帝国中央集权的政府加强对地方治理体系的控制是非常有效的。这就意味着罗马帝国的双重治理体并不存在，如中华帝国那样长期的、可调适的相互渗透、嵌入和依赖等良性互动关系。 

 ——摘编自梁作槲《罗马帝国与汉晋帝国衰亡史》 

①《史记》    ②《黄帝内经》    ③《九章算术》    ④《齐民要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