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丞相印（秦封泥）        长乐未央（汉瓦当）

——孙家洲《中国古代思想史－秦汉卷》

概括材料的主要观点，并以董仲舒为例论证这一观点的合理性。

材料一：（关于“民本”一词）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在先秦时期已始露端倪，其中儒道两家民本思想既“同”又“异”。其“同”表现为两家都认识到相对于“君”而言普天之下民众的重要性、主张宽厚待民，但相较而言，两者在重民本的原因和措施方面存在根本分歧。儒家的民本思想立足于王道政治，主张仁者爱人、以德治国，希望统治者积极推行仁政；而道家则代表小国贵族，主张顺其自然、无为而治，希望统治者清静无为，使民自化。两者都对当时及后世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摘编自陈颖琦《论先秦儒道民本思想之异同》

材料二：在洋务运动以前，中国人对西方科学知识还缺乏一个专门词语来对应。洋务运动中“格致”被用来指代西方先进军事技术，对科学的认识尚停留在器物的水平上。维新派对科学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即把科学看作包括自然科学知识体系，并逐渐用“科学”一词取代“格致”。新文化运动，特别是五四后，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进一步把“科学”引申到社会和思湖领域，从而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

——摘编自梁志平《“科学”一词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材料一：汉武帝以前，对于西南夷与中原的政治联系，史书上仅留下战国后期楚人庄蹻领兵入滇就地为王的传说。西汉初期，汉政府与西南夷各设边关，只有邻近的巴蜀地区与西南夷有暗中的民间贸易。汉武帝接受唐蒙的建议，试图借助夜郎兵力来消灭南越国势力，从此揭开了两汉王朝经略西南夷的序幕。唐蒙到西南夷后，向夜郎及其周边部族的君长赠送丰厚的财物，诱使其臣服于汉朝。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借助灭南越的兵威和实力在西南夷地区伐叛柔服，所向披靡，赐封夜郎王、滇王，允许他们仍然统治本族；设置汶山、沈犁等7郡，将西南夷地区正式纳入西汉王朝版图。

——摘编自彭丰文《从两汉西南夷经略看中国古代疆域的形成》

材料二：宋朝十分重视对西南地区的经营。宋代是广西历史上发展较快的一个时期，但是由于广西区域内的经济发展基础较为薄弱、发展速度明显跟不上其他地区；同时，广西区域内不同地方的发展情况也各不相同。宋王朝对广西区域内不同地区的治理策略也不断变化、调整。在桂西北地区，宋王朝主要采用“以夷制夷”的治理方法，通过设置羁縻州、县、峒来管理地方。

——摘编自韦负《论宋王朝治理桂西北民族地区的策略》

材料一：早在罗马共和国末期（公元前1世纪）汉朝与罗马帝国就有了经济上得往来。公元2世纪以后，罗马对中国汉朝丝绸的需要量越来越大，丝绸成了罗马市场上的畅销商品。史学家马塞利阿努斯说：“以前丝绸只适用于贵族，而今已普及于社会各阶层，甚至于社会的最下层。”

——郭小红《古罗马向东方的探索与丝绸之路》

材料二：（大秦）其人质直，市无二价。谷食常贱，国用富饶。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至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汉朝郡名）微外（塞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

——《后汉书西域传》

材料三：1944年法国学者马勒莱发掘越南南部古海港奥克.艾奥遗址，认为其为东西海上交通的中继站。发掘出的中国物产包括西汉的规矩镜、东汉三国时期的八凤镜等，罗马特产包括152年和161~180年发行的罗马金币，这些金币以及罗马或仿罗马式金银装饰品、雕像中安敦时代的风格，表明二世纪中后期是罗马帝国与东方交往的高潮时期。

材料一：秦汉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尤其汉祚久长，疆域广阔。汉人与边疆各民族杂处日益发展，人民之间互相交往，互相学习，通婚合好。边疆各族开始称内地人为“秦人”，至汉中叶，渐改称为“汉人”，而汉人也以当朝国名自称汉人。这一改变，既反映了汉民族的新特征，也反映了边疆各民族对汉人的新认识，已具有民族称谓的性质。

——摘编自陈连开《论华夏／汉民族的形成》

材料二：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为了维护统治，不断宣扬“国族”理论，公开否定“三民主义”民族观，将民族同化从隐性实施变成了公开推行，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稳定。民族政策和边疆政策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他们指定的范围不同，对象不同，对于同一项政策所产生的反应也不会完全相同。民国时期未能加以详细的区分，导致实际工作中出现混乱。

——摘编自严昌洪等《论民国时期的民族政策》

材料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两年时间里，“中国”完成了从观念上的国家向民族实体的扩展。中共以内蒙古的政治模式为先导，把区域自治应用于所有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区。内蒙古自治给中共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经验：一个边疆民族在某种程度上的特殊化，其实可以促进它与中国内地同质化的重大进展。区域自治被写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发布的《共同纲领》，由此成为重大国策。

——摘编自刘晓原《边疆中国和1949年》

材料一：回避制度作为预防官吏滥用职权营私勾结的一项制度，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西汉武帝始，朝廷在任命地方行政长官时，不用本地人担任本地官。东汉桓帝颁布“三互法”，回避制度略具雏形。汉代以后，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宋元明清在官吏任用中都有回避方面的规定，形成了以避亲、避籍为主的回避制度。

——摘编自肖杰《中国古代制度保廉论》

材料二：任官回避制度是为适应人事行政管理实际需要而产生的并按人事行政管理的需要而逐步完 善。从汉武帝中叶到清末近二千年来，它在整顿吏治，防止和限制官员利用亲情关系拉帮结派，徇情枉 法，营私舞弊等方面以及在引导各级官员摆脱各种宗法关系和裙带关系的羁绊，使之尽职尽责地进行行政管理方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摘编自张长立、宋超《论我国古代任官回避制度及其当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