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董仲舒说：“圣人法天而立道”，“道之大源出于天。”从而将“圣人之道”抬到了“天”意的高度。他的“圣人之道”继承了西周以来以民心为“天”心的民本主义精神，以“圣人之道”去抑制君权，自然就暗含了以民众的集体意志去抑制以君权为代表的国家权力的意思，由此构建了以“天赋民权”制衡“天赋君权”的儒家方案。董仲舒巧妙地利用“天”的名义，肯定了人权中主要体现为生存权、发展权的集体权利，这在那个时代已经是十分不容易的事。董仲舒没有、也不可能设计出一个可以体现民众个体意志和权利的理论来。在西学东渐之前，中国社会始终产生不出类似欧洲启蒙运动那种张扬个人主义的“自由权利”的思想理论，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宗法制度传统。

——吕怡维《“天赋人权”的中国话语阐释及其蕴含的古代人权思想》

材料二：天赋人权是对封建专制主义及其“君权神授”理论的否定，它消除了人们对统治者的敬畏、胆怯心理，使人民敢于理直气壮地进行革命。..“天赋人权说”是建立在唯心史观的理论基础上，“天赋人权说”认为人的权利由“自然神明”赐子，虽然这里的“神”在某种意义上是指“大自然”，但它没有充分地立足于人和人类生活实践本身，没有和科学的真理联系起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其次，从美国建国初期的政治实践看，独立宣言提出的“人人平等”，“主权在民”这些原则并非绝对的、无条件的，实际上还存在财产、性别、种族的各种限制。

——张发青《“天赋人权”--美国早期民主政治的旗帜》

材料：当战国时代，百家并起，而秦是用商鞅而强国，用李斯而得天下的。秦始皇又力主任法为治，这时候，法家之学，自然盛行。……在汉初，最急切的要求，便是休养生息，黄老清静无为之学，当然要见重于时。所以虽有一个叔孙通，制朝仪，定法律，然而只是个庙堂上的事，至于政治主义，则自萧何、曹参，以至于文帝、景帝，都是一贯的。……武帝是个好大喜功之主，什么兴辟雍、行巡守、封禅等，在他都是不惮劳费的。于是儒家之学，就于此时兴起了。……武帝既听董仲舒的话，表彰六艺，罢黜百家。又听公孙弘的话专为通五经的博士置弟子。于是在教育、选举两途，儒家都占了优胜的位置。…于是“一经说至百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儒家之学遂臻于极盛了。

——摘编自吕思勉《中国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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