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四大发明”概念的前身“三大发明”由英国17世纪的哲学家、实验科学的重要创始人弗兰西斯·培根提出。培根认为印别术、火药、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并由此又引起难以数计的变化，任何教派、任何帝国、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影响都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培根的论述为西方近代自然科技的兴起注入了力量。三百四十余年之后，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中做出了这样的评论：“火药、指南针、印别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1942年，国民党军队屡战屡败，士气不振。蒋介石在重庆约见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专家李约瑟。李约瑟很快就在第二年提出了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说法，一时之间轰动了整个中国，进而传遍了整个世界。如今，“三大发明”或“四大发明”已经普及到中小学课本和少儿读物当中，成为家喻户晓的口头语言，被全国人民引以为回忆过去的光荣情感和鼓舞未来的滋补力量。

——摘编自张恒涛《中国“四大发明”是外国人“总结”的》

结合材料与所学知识，对材料内容提出自己的一个看法，并予以说明。（要求：看法具体明确，说明必须史论结合。）

材料一   西汉武帝时，如何强化社会的管理成为统治者急需，董仲舒在战国后期儒学的基础上综合了法、道、阴阳等各派思想，建设了功利化的新儒学，成为社会正统思想，……在五代乱世背景下建立的宋王朝，面临着巩固政权与和谐社会的双重任务，而此时的儒学可以治国却难以治人，佛道可以治人心却缺乏规范人伦道德思想，由此理学应运而生，明清之际黄宗義等试图从先秦儒家中寻找智慧改造儒学，正是儒学经历危机的反映。

——摘编自朱汉国《普通高中历史课程分析与实施策略》

材料二   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正当法国进步思想家们从旧的神人关系向新的人人关系过渡，而急切寻求新的思想、新的视野的时候，中国文化恰恰被传教士们介绍过来，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开始了对法国的传播，为启蒙思想家们在政治上反对专制和特权，在思想上反对宗教神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和极其有力的思想武器。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中通过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便引用过孔子的格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摘编自吴星杰《中法文化交流与儒学在法国的传播》

材料一   大宛之迹，见自张骞。张骞，汉中人，建元中为郎。是时天子问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故胡奴甘父俱出陇西。

——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

材料二   通过西域传来的印度、中亚、西亚文明和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来的南亚文明，对唐代中国产生重大影响。在唐三彩及唐诗中，骏马、骆驼和胡人，成为具有代表性的唐代文化符号，这也是丝绸之路兴盛的具体体现。而玄奘西行则自觉承担了沟通往来、传播文化的使命。唐代文化对朝鲜、日本等国家的发展影响广而深，这些影响至今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祭祀和纪念是古今中外文化的重要载体，经过长期的发展和积累，祭祀和纪念已成为我国的重要文化遗产。

材料一：中国古代国家祭祀体系一般分为大祀、中祀、小祀三个等级，对不同等级官员的祭祀对象、供品、服饰以及乐舞都有严格的规定。正如《礼记·祭统》所言：祭祀的意义就在于“见君臣之义”、“见贵贱之等气”、“见上下之际”。·····国家祭祀天地、宗庙必须要皇帝主祭，废除郡国祖庙。····自西汉王朝以来，祭孔进入国家祭祀的行列，至唐代成为“国之大祭”，列为国家祭祀要典。唐代开始还将祈雨的祭祀列入郊祭大典。在宋代，王朝政府往往通过赐额或赐号的仪式，把一些影响较大的民间祭祀神抵纳入国家祭祀系统。其它的民间祭祀被视为“淫祀”，而受到严格禁止。

-摘编白邹昌林《中国礼文化》等

材料二：新中国成立以来法律确定的国家级纪念日

-摘编自吴唯佳，程思佳，于涛方《中国国家祭祀及国家纪念地传统追溯初探》等

材料一：原始时代，我国先民在采食植物和狩猎的过程中，慢慢积累起一些运用中草药的知识。《神农本草经》成书于东汉末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载药365种。《神农本草经》云：“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又有寒热温凉四气”，四气属阳，五味属阴，“疗寒以热药， 疗热以寒药，饮食不消，以吐下药，……”。《唐本草》，是世界上第一部由政府颁布的药典。唐初医学家孙思邈著成临床医药学巨著《千金方》，取“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之意。时至宋代，制定了制剂规范，在用药上已将重要的配伍禁忌药物具体地加以总结。明代，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综述了16世纪以前药物学成就，收载药物已达1892种。为明确药物产地、形态等，他不畏艰苦亲自到各地采访，搜集各种药物标本。《本草纲目》在药物分类上改变了原有上、中、下三品分类法，先无机物而后有机物，先植物而后动物，“从微至巨”“从贱至贵”排序分类。随着西学东渐的加快，西方医药输入日益增多。近代名医张锡纯明确提出了“中药”与“西药”的概念及其二者差异。云：“盖西医用药在局部，是重在病之标也；中医用药求原因，是重在病之本也。究之标本原宜兼顾，若遇难治之证，以西药治其标，以中药治其本，则奏效必捷，而临证亦确有把握矣”。

——摘编自张效霞 《辦证论治的由来》等

材料二：新中国成立后，中医药事业焕发了新的生机。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各级各类中医药院校陆续建立，其中以本科院校为主，兼有专科教育为补充。中医药工作者不断整理中医药典籍，挖掘秘方验方，开发中成药制剂。屠呦呦等专家组成的研究团队从青蒿中分离出能够抵抗疟疾的青蒿素，对人类防治疟疾发挥了巨大作用。如今，我国基本建立了以药材生产为基础、工业为主体、商业为纽带的现代中药产业体系。中药在治愈甲型H1N1流感，防治乙脑、流脑、手足口病和人感染H7N9禽流感等传染病方面都取得了不菲的成绩。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中药类商品出口总额达40.19亿美元，新兴市场出口增速强劲。

——艾嘉仁《中医史：细说现代中医的创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