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

——（荀子）

刑重，则不敢以贱易贵；法审，则上尊而不侵。

——（韩非子）

材料二  杀人者死，伤人者刑。

——（墨子）

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老子）

材料  自从被先秦儒家奉为“克己复礼”的先驱，周公的形象在古代思想史上一直享有极高地位，备受古君子的推崇。西汉虽然已经逐步确立大一统政治，但对周公“辅幼归政”的故事仍然保持着宽容和好感，汉武帝授意霍光秉政便是一次成功的尝试。正因为对“周公辅成王”这一历史形象怀有充分信任，西汉末年，王莽依托周公、居摄行权的举动在当时不但没有遭到强烈反对，反而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然而，历史并没有机械地重演。东汉建立以后，王莽作为汉祀中绝的罪魁祸首自然成为东汉朝廷着力批判的对象。为了恢复汉朝的正统地位、巩固君臣之间的尊卑伦理，东汉政权重新塑造世人对“周公辅成王”这一历史形象的认知。于是乎，周公便完全退居到臣子的位置上，他那些“践祚当国”“摄行天子事”的壮举也不再被人们轻易提起，在东汉人眼里，他完全成了一位本分忠臣的代表、温柔敦厚的化身。而这样一个全新的周公形象，也成为了东汉政教文化的历史缩影。

——摘编自宋艳萍《汉代画像与汉代社会》等

材料一  封建贵族渐渐崩渍，而自由经商者乃渐渐兴起。子贡“不受命而货殖”，即自由经商也。其后如范蠡、段干木、白圭诸人，类皆赖藉政府上之地位，……而干商贩之新事业。……自春秋以迄战国中期，历时三、四百年，人口繁殖，耕地日辟，游牧之戎狄渐次同化，或消灭，或避去，此疆彼界之封建，已变为壤地相连的几个大国，此皆当时商业都市骤盛之原因也。举其著者，如临淄、邯郸、大梁、郢、陶等。其间惟陶因交通关系，特殊发展，余皆各国之首都。

——摘自钱穆《国史大纲》

材料二  在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的诸条件中，劳动生产率的发展仅是“假言推理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必要条件”，西欧社会转型是“三大机制”互动的结果，即社会财富积累机制、产品与要素市场流通机制、法律与政治保障机制，其中劳动生产率是社会财富积累机制的核心因素，后者是“三大机制”之一，而不是它们的全部。社会转型的条件不是单一的，也不可能是单一的，比如劳动生产率提高相当重要，可它为什么提高和为什么不能提高，这不是劳动生产率或经济本身所能回答的，所以它不能构成动因的原点。

——摘自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

材料三  从1979年起，中国进入了双重转型阶段。双重转型是指体制转型和发展转型的结合或重叠。总结1979年至今3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实践，中国在推行双重转型过程中积累了一些经验，可以把这些经验归纳为以下八项。

（一）体制转型是双重转型的重点。

（二）思想先行。……

——摘编自厉以宁《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

材料一 分封贵族之采地渐次取消，则直属国家之耕地渐次扩大，於是以前贵族圈地分区小规模的井地，不得不解放为整块的农田。……视其田亩之实收而抽收额定之比率。……於是民田得自由买卖，而土地所有权，无形中转移，成为耕者所自有，而兼并亦随之而起。

——钱穆《国史大纲》

材料二 然列国环伺，时相侵凌，非有富强之国力，则亦无以自存。商子曰：“国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者力也。”……务力之方在使民致身于农战之二事，而此外与二者无益或有害者皆在抑止之列。……几乎欲举一国之学术文化而摧毁扫荡之，使政治社会成为一斯巴达之战斗团体，此则其独到之见解，亘千古而鲜匹者也。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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