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姜尚基于东夷人的生活方式，在尊尚周礼的同时，创设了齐民乐于接受的新制。管仲承继了这一传统，主张国家治理“与时变，与俗化”。他既提出“法者，天下之仪也”，法不仅不与“道”相悖，实乃“道”的延伸，又强调“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认为只要上层统治者遵守法规制度，做好表率作用，则“法立而不用，刑设而不行”。他还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将“农工商”从业者与“士”并称，利用齐地富藏铁矿、盛产鱼盐的地理便利，倾力发展冶铁及渔盐产业，与列国通商，所产衣履冠带供应天下，鱼盐运销海内。《史记·管晏列传》评价道：“（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据荆月新《齐法家兼容开放的文化品性及其养成》

材料一

“百家争鸣”这个词很适合表现春秋战国时期思想主张的多元性以及彼此之间的不同、分歧和冲突。如儒、道对立早就为大家所熟知，司马迁“道不同不相为谋”就是针对这两个学派而概括的；墨家从一开始就是儒家的对立物，其十大主张每一个几乎都是直接针对着儒家的，而孟子和荀子也都把墨家看作是一个重要的论敌；至于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对于各家都有尖锐的批评，其极致处，则要君主完全以法为教，扫除异己。……但在彼此的冲突和批评中，不同思想之间的融合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这种分化趋势和统一趋势并存的局面在战国后期表现得越加明显。

——摘编自袁行霈、严文明《中华文明史（第一卷）》

材料二

陆氏（指陆九渊）门人朱亨道曾记述曰：“鹅湖之会，论及教人，元晦（指朱熹）之意欲今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指陆九渊及兄陆九韶）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此顾不合。先生更欲与元晦辩，以为舜之前何书可读？复斋止之。”

——摘引自郭锋航《朱陆之辩的主题演绎及其确立》

材料三

“五四”时期，各色各样的“主义”蜂拥而入中国。它们展示了当时世界的各种主要思想，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一个比较平等选择的机会。对于各色各样的“主义”，我们过去多见其马克思主义对立的一面。其实，在这些“主义”传入中国之初，它们首先是作为新文化的一部分同旧文化对立的。因此，很多学说在不同方面都有过积极的历史作用。各种各样的“主义”寄托着各色各样的信仰。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寻找信仰的同时形成了百家争鸣。这是思想自由原则在思想界和知识界的贯彻。诸多“主义”在争论中（如李大钊和胡适“问题与主义”的讨论等）起落，展示了百舸争流的绚丽境界。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