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农村原本是一个自治的社会，“皇权不下县，县下是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出于伦理”，几千年来都是如此。……小农们对封建国家有很强的约束力，直接决定着社会的治乱、经济的繁荣，是影响统治者效用函数最重要的变量。

——李成贵《国家、利益集团与三农困境》

材料二  自春秋战国至唐代，国家和政府设市于都邑之中，市处于城中特定位置，以墙垣围住并与民居隔开，设有市师、肆师、质人等分掌市内各项事务。《唐六典》记载：“凡市，以日中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

——韩国磐《中国古代的市和市井市肆》

材料三  况且提到这一段史实，尚要顾虑到一种历史名词的问题。我们无法忽略赵宋王朝期间，中国开展了一种“商业革命”和“文艺复兴”的说法。这些名目由少数日本学者发起，渐有西方和中国历史家效尤。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材料四  （洪武）十四年，令农衣绸、纱、绢、布，商贾止衣绢、布。农家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得衣绸、纱。

——张廷玉等《明史·舆服志》

材料五  清朝时期，广东怡和行商（广州十三行行商之一）伍秉鉴拥有资本达2600万两白银，约为清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半左右。如今欧美各国也没有哪一位大资本家能够拥有如此比例的巨额财产。

——韩德强《重新认识中国历史》

材料六  研究华商历史的郭德利指出：“在史籍中并不乏有关从商致富的记载，但几乎毫无例外，过去几个世纪以来，商人最后总是倾向于把累积的财富或过剩的资本投资于购买土地，或供应下一代有闲沉浸于传统典籍，参与科举，以便进入官僚行列。即使有人终生以商贾为业，仍会要求其下一代尽可能转向科举。因此，我们可以说，引发人们营商致富的动机中，实已包含了否定或摧毁商业企业发展的因素。”

——以上材料均选自《中国全史·商贾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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