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36年3月，陶行知在《生活教育》（1934年创刊）第3卷，第1、2期上先后发表《国难教育方案之实质》和《生活教育之特质》两篇论文，对生活教育作出了新的解释，从而使他的改良主义的教育救国立场开始转变。在前一篇论文中指出，当前的“生活”是国难当头，整个中华民族除了反抗敌人的侵略，没有法子可以获得民族解放，除了流血不会获得民族自由。当大众没有解放之前，生活斗争是大众唯一的教育。他把当前的国难教育任务和他的生活教育理论联系起来，把大众共赴国难的生活作为教材，改变了过去把日常生活作为教材的基本立场。

——摘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1917年1月，蔡元培到北大任校长一职。他提出办学应坚持的两条原则：一是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二是不干涉主义，“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大道并行而不相悖”。

在中西文化的问题上，陈、胡等激进知识分子认为，中国传 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或者说新文化）是截然不同，格格不入的。他们往往将传统与“旧”、“古代”、“落后”甚至“迷信”联在一起，将西方文化看作是“新”、“现代”、“进步”和“科学”的象征。蔡元培则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他完全没有截然对立的中西文化观或新旧文化观，他相信人类既有共同的经验，就会有普遍的原理，中西文化仅仅是进步迟速的差异。他说：“其实照懂得欧洲也懂得中国的人看来，中国和欧洲，只表面上有不同的地方，而文明的根本是差不多的。倘再加留意，并可以察出两方进步的程序，也是互相仿佛的。至于这方面的进步较速，那方较迟，是因为环境不同等等的缘故。”他认为，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或者说现代文化并非格格不入，断言“我们既然认旧的也是文明，要在他里面寻出与现代科学精神不相冲突的，非不可能。”蔡元培坚决反对在文化上人为地划分中西、新旧的畛域，或用西学打倒中学，或用中学抵制西学，指出：“主张保存国粹的，说西洋科学破产；主张输入欧化的，说中国旧文明没有价值。这是两极端的主张。”——崔志海《蔡元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角色再探讨》

请回答：

    “孔教”本失灵之偶像，过去之化石……妄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迄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陈独秀《宪法与孔教》(1916年)

评材料中陈独秀的观点。（要求：围绕材料中的观点展开评论；观点明确，史论结合。）

材料一 （王景）迁庐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余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相孙叔敖所芍陂稻田。景乃驱率吏民，修起芜废，教用犁耢，由是垦辟倍多，境内丰给。是岁，牛疫。京师及兰州大旱，诏勿收兖、豫、徐州田租、刍稿（汉代的一种税收），其以见谷赈给贫人。

——摘自《后汉书》卷七十六、卷三

材料二 1931年蒋介石拟定交通建设五年计划，规定到1937年完成85000公里铁路建设任务。1932年国民政府公布“铁道法”，制订了“国营铁道于不损主权及利权范围内得借外资”的原则。1934年公布公营铁道条例和民营铁路条例，鼓励省办、民营商办铁道。举借公债筹措铁道建设资金。建设新路的同时修补整理旧路：加固桥梁、添购机车，装设调度电话、增设防空设施等。本期修筑的新路主要有，中央与地方合营的浙赣路，省营的杭江路及同蒲路，商办的江南路和淮南路、因国防军事原因赶修的苏嘉路。完成长江渡轮工程，使沪宁路与津浦路相接，便利长江南北的经济沟通。交通建设为国防建设奠定了基础，也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据宗玉梅《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述评》

材料三 京津冀地区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下表是某同学收集的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