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张之洞认为：要通过教育培养忠诚的国民，以实现清王朝的自强和求富。张之洞笃守纲常之礼节，认为“少年女子断不宜令其结队入学，游行街市，且不宜多读西书，误学外国习俗，致开自行择偶之渐，长蔑视父母夫婿之风”。关于学校教育系统以外的其它教育方式，张之洞认为除游学的对象仍限于在学校教育系统内的人外，只有阅报等教育方式可惠及社会上其它的人。

——摘编自谢放《张之洞传》

材料二   梁启超提出：“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由于受到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的影响，梁启超提倡女子教育，他认为：“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男女平权，美国斯盛；女学布濩，日本以强；兴国智民，靡不始此。”梁启超认为教育对象是国民，教育途径应多样化：利用办报，向导国民；以演说为事，鼓铸民德民智；以著书立言，宣传新思想；组织学会，举荐贤才，将社会教育融于国民教育之中。

——摘编自解玺璋《梁启超传》

材料一  “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今之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考史以识我中国历代之治乱、九州之风土，涉猎子、集以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

“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

——张之洞《劝学篇》 

材料二  ……在梁启超看来，“中体西用”论者所要学习的西方技艺，都是不值一提的末枝小节；相反，被他们视为“本”或“体”而不愿加以改变的……才是应该先变、大变的。

——吴一泉《“中体西用”说及其历史作用》

材料三  “中体西用”没有引导中华文化成功地进行转型，一方面是“中体西用”模式下的“中体”已不具有先进的凝聚核心作用，在现实中成为阻碍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的障碍。……另一方面，“中体”在吸收代表资本主义文化的“西用”之后，并没有实现“中体”本身的更新和发展，使中国封建文化形成一个新质的文化肌体。相反，中国文化在封建主义的故道上苟延残喘。

——王艳华《从“多元一体”文化发展模式角度评析“中体西用”》

请回答：

材料一  明末清初，天主教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在传教的同时，除了向中国朝廷和士大夫进献一些新奇工艺品外，还介绍了某些科学知识。面对西学的冲击，中国开明的知识分子才真正意识到，原来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文明，并不是这世间唯一先进优越的，这些耶稣会士“货真价实的代表了欧洲的智慧，迫使他们的东道主承认在自己的文明之外，还存在有一种假如不相等，但也是可以钦佩的文明。”

然而，传教士们在传教之时，只是把学术作为一种笼络人心的工具，在传播时也加以保留。因此，这种中西文化的交流在当时的实际效果是很有限的。从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的角度来看，他们的最初目的，是在中国传播天主教。但是他们很快发现，僧侣在中国的地位并不怎么高，至少不如他们在欧洲的时候一般德高望重受人敬重。而中国人，已经在“天朝上国”的繁荣强大之下受用了几千年，对一切的外来文明都似乎不屑一顾。而当时中国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也走向空前的强化。正统儒家文化需要对中国社会保持一种极为严格的思想控制。经历数千年的发展，儒家文化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理论体系，绝不容许任何其他宗教在此完整体系上打开哪怕是一个缺口。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出现了又一次高潮，并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下图反映了近代中国的新变化。

请回答：

材料一 16世纪以前中西文化交流以“东学西传”为主。起始于西汉，中国文化传到西方去的主要是物态文化（包括科技和艺术成果）；从16世纪开始，在近现代的中西文化交流中，西方文化占据了主导地位，并由此产生了数百年的“西学东渐”现象。在“西学东渐”时期，中西文化交流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深度、广度上都大大的超过了前一个时期。

——材料综合自李翠玉《中西文明交流的历史考察》

材料二   纵观四百年来中国近代史，其最大特征即为中西文化之冲击、适应、及和平共存。在此过程中，一个古老儒家帝国经无比艰难，蜕变为一个近代中国。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香港版）》《原著中文版序》

材料三   但我看，经济的全球化必将增进不同文化特性中的共同性，因此二十一世纪不会是东方文明的复合，而将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重新整合的世纪。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