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98年）“人不能有常而无变，……《春秋》发明改制，《易》取其变易，天人之道备矣。”“今天下之言变者，曰铁路、曰矿务、曰学堂、曰商务，非不然也，然若是者，变事而已，非变法也。……日本改定国宪，变法之全体也。”“人君与千百万之国民，合为一体，国安得不强”，“三权者，有议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也。”

材料二  （1902年）（中国）“与美迥异不同”，革命必至“内乱相残”，“令外人得利”。（1912年8月）“今既合五族而大一统，存帝号而行共和……今际破坏，虽吾党所不预，而他时建设，岂吾党所能辞？”“讲乎外势而先弭内乱，以国为重而民从之，……保中国已有之粹，而增其未备。”（1913年6月）“名为共和，实则共乱”，“仅令千数百之暴民得民权平等自由，是排除一人之专制而增设千数百人之专制”，“追思戊戌时，鄙人创议立宪，实鄙人不察国情之巨缪也。”

——摘编自康有为《日本变政考》等

材料：辜鸿铭（1856—1928），祖籍福建厦门，他精通英、法、德等9种语言，他将中国经典古籍《论语》、《中庸》、《大学》等译成英文，在清末民初的中书英译中最享盛誉。他“长于西学，而服膺古训”，独尊孔子，却又放荡不羁，敢讽慈禧“万寿无疆，百姓遭殃”，敢骂袁世凯为“贱种”。时人称他为“怪杰”。北大讲学时，学生印象最深的要算那条拖在他脑后的长辫子了，学生嘲笑他，他反唇相讥：“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是无形的。”辜鸿铭认为，中华民族养成了一种重感情、求忠厚、温良恭俭让的君子风度，是主“王道”的文化。而欧美一味恃强，是主“霸道的文化”，终致“酿成千古未有之战祸，饱受夫创巨痛深之苦。”其解决办法还得仰靠中国文化。他还说：“忠信，笃敬，德也，此中国之所长也；大舰、巨炮、力也，此西洋各国之所长也。”正因为中国人讲求精神，所以辜鸿铭认为中国史永不衰老的民族。而欧洲人，由于缺乏精神生活，空虚无聊，经常处于“感情与理智”、“心肠与头脑”的冲突之中，面对严重民族危机，辜鸿铭强调：“所恃以御侮而救亡者，独有以德服人之一理而已”。辜鸿铭对中国士大夫的两种极端心理给予批评：“自来我中国士大夫夜郎自大，其贻讥外人固不足怪，惟今日慕欧化者，又何前倨而后恭也。”

——据马克锋《中国近代文化思与辩》等整理

①中国割地赔款，丧权辱国

②近代民族工业初步发展

③中华民族意识的进一步觉醒

④开启了制度变革的探索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