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897年11月，梁启超开始执教湖南时务学堂，要求学生学以致用，服务于变法维新大业。在学堂中，梁启超放言高论，无所忌惮。他当时的教学法有两面旗帜，“一是陆王派的修养论；一是借《公羊》《孟子》发挥民权的政治论”。梁启超在课堂讲授中，在学生的札记批语中，以“公羊三世说”为中心，发挥《孟子》中“民贵君轻”“诛民贼”“保民而王”“与民同乐”诸义，涉及民权、议院、总统、道德、官制、习俗等诸多敏感领域。

——摘编自李宝红《梁启超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附会”现象》

材料二：倭变法以来，凡几稔矣。吾不谓其中无豪杰能者，主权势而运国机，然彼不务和其民，培其本，以待其长成而自至，乃欲用强暴，力征经营以劫夺天下……不知兵之可恃而长雄者，皆富强以后之果实。无其本而强为其实，其树不颠仆者寡矣。……华人好言倭学西法，徒见皮毛，岂苛论哉！

——-摘编自严复《原强续篇》

请回答：

材料一：1896年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敲响了祖国危亡的警钟：生物不断在“变”、不断在进化，这是不可抗拒的规律，社会也是如此。既然人力可“与天争胜”而终“胜天”，只要人治日新、变法图强，国家就可永存，种族就可不坠，此所谓“存亡生死，其权仍操之我手”！因此，中国变法救亡不仅合理、可能，而且刻不容缓！

——改编自严复的维新思想

材料二：我们如果还要把这个国家整顿起来，如果还希望这个民族在世界上占一个地位，——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我们的问题是救国，救这个衰病的民族，救这个半死的文化。

——胡适《介绍我的思想》

材料一：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式上的讲话》

材料二：史学界认为：“任何文化都是由外在物质、中间理论与制度、内部心态三个层次构成的有机体。当两种文化接触时，首先容易相互发现的，是外在的物质层面；习之既久，渐可认识中间的理论和制度；最后方能体味各自的核心即心态层面。”近代前期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正是走过了这样的历程。

请回答：

材料：晚清最后十年，清政府厉行改革，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法律等方面推行了一场称得上是全面、深刻的改革。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宣布改革的恰恰是不久之前镇压了戊戌变法的西太后。她亲手镇压了戊戌变法，接着又亲口宣布实行新政，个中的原因值得我们思考。

清末新政历时十年，从1901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可分为两个阶段：1901年——1905年为新政时期；1906年——1911年为宪政时期。

第一阶段的改革措施：

一，改革官制，1901年7月，清政府应帝国主义要求，撤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设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1903年设商部（后来与工部合并，改为农工商部）、练兵部（后来与兵部合并，改为陆军部），1905年又增设巡警部（后改为民政部）、学部。在此期间，先后裁撤了河东道总督，云南、湖北、广东三省巡抚及通政司等“冗衙”。

二，改革兵制，筹建武备学堂，建立按西方国家的营制、采用洋操训练、使用洋枪洋炮的“常备军”。

三，改革学制，选派学生出国留学；1904年重订学堂章程，制定了一套以日本教育为模式的学堂行政管理章程，规定学堂分为初等和高等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三级。1905年9月，清廷下令从1906年起停止一切科举考试。

四，奖励工商，主要是为工商业的振兴立法和给予兴办实业卓有成效者以奖励。这些“立法”和奖赏在保障工商业者权益和提高工商业者地位方面起了一定作用。

五，社会生活方面，清政府发布了禁缠足、禁鸦片、废酷刑以及允许满汉通婚等命令。

第二阶段：1906年9月清廷宣布预备仿行立宪，核心是进行政治改革，宣布预备立宪期，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各省成立咨议局，全国成立资政院、责任内阁。

——朱英《“他败”抑或“自败——清末新政失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