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传统文化认为“中国”是“天朝上国”，周围各国如“夷”，即未开化的野人，必须向中国臣服。资本主义列强刚刚闯进中国时，中国沿用了“夷”的称呼，如“英夷”、“法夷”等。推而广之，凡是和外因事务有关的交涉，也统统称为“夷务”。

19世纪60年代起，“天朝”与“夷”的对称变为“中国”与“西洋各国”“泰西各国”的对称，“夷务”也就演变为“洋务”。

材料二：19世纪的报刊、揭帖中，对民众多以“臣民”“子民”相称。进入20世纪，“国民”“权力”话语逐渐取代了“臣民”“子民”话语。

材料：19世纪中期以来学习西方进程简表

——据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等

材料一：清朝海防观念意识基本沿袭明朝统治者的思想模式。统治者长期重视西北边防，认为“重新疆所以保蒙古，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而对台湾问题的认识上，即使是因解决台湾问题而留名青史的康熙也有过“台湾省仅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的”的念头。清朝水军建立伊始，其方针是“沿海各省水师，仅为防守海口、缉捕海盗之用”，没有经略海洋、决胜海上的战略思想。嘉庆年间，受“洋盗”蜂起的刺激，朝廷先后颁布《华夷交易章程》、《防范夷人章程八条》等诏令，严格限制中外交往。

材料二：郑观应认为，中国海岸线绵长，防不胜防，“为今之计，宜先分险易、权轻重，定沿边海势为北、中、南三洋”。“北洋”以旅顺、威海为重镇，“中洋”以崇明、舟山为重镇，“南洋”以南澳、台湾省、琼州为重镇。如北洋有事，除大沽、旅顺．威海等处防守外，“宜分船两队，一防守海口，一出洋游弋”。如南洋有警，“则调南洋各海船，以扼新加坡及苏门答腊之海峡，迎击于海中”。他还认为中国应“以商为本”、“工商为本”，先富而后强，建立的海军的目的在于“卫商民，收防海之实用”，“张国威，护华商”。而发展工商业又为建立海防提供了物质保证，他说：“非富不能图强，非强不能保富，富与强实相维系也”。

——以上均摘编自刘中民等《中国近代海防思想史论》

材料一：“凡国而未经过民族主义之阶段者，不得谓之为国。譬诸人然，民族主义者，自胚胎以至成童所必不可缺少之材料也；由民族主义而变为帝国主义，则成人以后谋生建业所当事也。……吾尤恐乎他日之所谓政治学者，耳食新说，不审地位，贸然以十九世纪末之思想为措治之极则，谓欧洲各国既行之而效矣，而遂欲以政府万能之说，移植于中国，则吾国将永无成国之日矣。知他人以帝国主义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

“合群云者，合多数之独而成群也。以物竞天择之公理衡之，则其合群之力愈坚而大者，愈能占优胜权于世界上，此稍学哲理者所能知也。吾中国谓之为无群乎？彼固庞然四百兆人，经数千年聚族而居者也。”

——《梁启超选集》

材料二：梁启超反对提倡“排满复仇论”，主张合满汉各民族为一大中华民族，以相对于世界其他现代民族国家。他提出了“大民族主义”和“小民族主义”这样一对概念。“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诸族是也。”

——《觉醒与迷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研究》

材料三：在吸纳世界近代民族国家的思想后，孙中山于1919年提出了融合国内各族而成一中华民族的思想“夫汉族光复，满清倾覆，不过只达到民族主义之一消极目的而已，从此当努力猛进，以达民族主义之积极目的也。积极目的为何？即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五族云乎哉。夫以世界最古、最大、最富于同化力之民族，加以世界之新主义，而为积极之行动，以发扬光大中华民族，吾决不久必能驾美欧而为世界之冠。”……如果以1919年为分界线，那么孙中山的民族革命的目标发生了一大转化，即由五族的平等、共和向一个强大、繁盛的中华民族的积极目标转化。

孙中山是一位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他一生奋斗的目标是“使中国成为一个统一、完整的国家。”但统一国家内民族融合与相互认同又是其存在的前提，其思想基础就是一种新的中华民族的共和精神。这种民族的共和精神应当抛弃过去华夏民族狭隘的家族、宗法团体与小血缘思想，以国家和大民族精神为重。他说：“中国的人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团体，没有民族精神，所以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最贫弱的国家，处国际中最低下的地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的地位在此时最为危险。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义，结合四万万人成一个坚固的民族，中国便有亡国灭种之忧。我们要挽救这种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义，用民族精神救国。”所以，高扬中华民族精神，以民族精神振兴国家，并强化对民族、国家认同性的认识，是解除亡国灭种之忧的最佳途径，也是中华民族繁荣富强的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