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西方最早的国家形式是古希腊各城邦，国家观念也随之出现。随着基督教的出现，神学国家观逐渐形成，教会提出国家存在是因为人有原罪，国家是减轻原罪所必须的安排，国家是上帝的产物。启蒙运动时期的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都用社会契约论来阐释自己的国家观念。霍布斯认为人生是自私自利且充满恶意的，理性为人们提出一些简单可行的和平契约，每个人都同意把权力和力量转让给主权者，从而形成国家。洛克强调人的自然权利不可让渡、不可剥夺，否则人民将有权革命，强调政府必须实行法治和分权。

——摘编自《西方文明史》等

材料二：中国传统的君主统治形式实质是“家天下”，它将家和国联结成一个“共同体”，“家长”是独一无二的权威主体。维新时期，梁启超批判旧的国家观念，介绍西方新观念。他认为当务之急是速养成自己的国家观念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他强调只有兴民权才能强国家，人人有自由之权，国事决于公论。他更明确了君、臣、民三者的关系，君和臣都是为民办事者。

——摘编自《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等

材料一：……革命、旱灾、饥荒、侵略、战争、弑君一系列事件与灾难发生于17世纪中期的世界各地。危机由英国到日本，由俄国到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蔓延全球，美洲大陆甚至也受到波及。在1640—1650年，自然环境的变化导致饥荒、营养水平下降以及疾病的增加。据估计，该时间段世界人口死亡了1/3。而中国的明清易代，就发生在这个时期。

——摘编自李伯重《明清易代与17世纪总危机》

材料二：（共产主义）能够解决世界的乱象，为什么中国不可以找他来作救时的良方……一旦革命告成，政权落到劳动阶级的手里，那时候乃得言共产主义发达实业的方法。……联合起全世界的劳动者来消灭竞争和侵略的野心，而产出共同生产的大计划。由此乃能使产业集中，大规模生产得以实现，科学为全人类效力，而人类才得脱去物质上的束缚，发展自如……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尤其是中国，实负有变更经济制度的伟大使命。

——摘自周恩来《共产主义与中国》（1922年）

材料三：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的发展可以让更多的国家参与到国际事务中来，通过合作或者协商的方式解决全球性的问题，这样才能真正体現民主原则，最终维护各个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如果没有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多极化和全球化很难步入正轨，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也无法发挥较好的作用。

相比中国学者对全球治理理论研究的贡献，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贡献了中国智慧.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一系列国际场合中提出了众多新思想、新观点，比如提出了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关系，打全球伙伴关系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

——摘编自冯特军《国际政治概论》、赵可全《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与角色担当》

材料一:19世纪70年代后，维新派开始办报。……有维新人士倡言：“无古今中外，变法必自空谈始。故今日中国将变未变之际，以扩张报务为第一义。阅报之多寡，与爱力之多寡有正比例；与阻力之多寡有反比例。”梁启超提出：“所贵乎报馆之著述者，能以语言文字开将来之世界也。”并说：“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

——摘编自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

材料二:卢梭学说，于百年前政界变动最有力者也。而伯伦知理（欧洲政治思想家）学说，则卢梭学说之反对也。二者孰切真理？曰：卢氏之言，药也；伯氏之言，粟也。痼疾既深，固非恃粟之所得瘳（病愈）。然药能已（治愈）病，亦能生病，且使药证相反，则旧病未得豁，而新病且滋生。故用药不可不慎也。

——摘自梁启超《新民丛报》（1903年）

------ 摘编自《皇帝腓特烈二世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