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编自路易·戴格拉夫《孟德斯鸠传》

材料二：严复（1854-1921）曾到英国留学，后在北洋水师学堂任职，意欲培养人才建设强大海军。但官场腐朽，使他认识到办理海军教育无法施展政治抱负。1895年前后，严复深为民族前途担忧，陆续发表文章，翻译西方著作，评论史事与时政，鼓吹学习西方民主。

严复尖锐批判中国专制政体：“国君则超乎法之上，可以意用法易法，而不为法所拘”“不独国主君上之权为无限也，乃至寻常一守宰，于其所治，实皆兼三权（刑、宪、政）而领之”，故无公正可言。他主张“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设议院于京师，而今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他认为“吾国今处之形，则小己自由，尚非所急，而所以祛异族之侵横，求有立于天地之间，斯真刻不容缓之事。故所急者，乃国郡自由，非小己自由也”。他主张通过鼓民力、新民德、开民智，逐步使国家走上民主法治之路。

——摘编自王拭主编《严复集》

材料一：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宗教观具有鲜明的倾向性。他们把“人”放在神创世界中的中心地位，认为“人”具天赋自由意志，以人性作为思考神学、观察世界的理论依据，其关注的宗教问题大多与现实生活联系密切，很少注意经院哲学热衷的纯神学理论。“人活动的目的在此岸人间，而不在彼岸世界”，所以“人应该把精力投注于尘世事务”。这使人们对自身、对自然地好奇心趋于强烈，希望求证实验的方法验证真理，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文主义者追溯基督教的渊源，对《圣经》进行严格的考证和评注，反对教会对原初教义的歪曲。他们研究古典学术和调和神人之间关系的观念，对当时的宗教改革家有着重大启示。

——摘编自陈志强《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宗教观的性质》等

材料二：在1914年的日记里，胡适批评道：“吾国之家族制，实亦有大害，以其养成一种依赖性也。”后来，他陆续以嘲讽口气写下了《差不多先生传》、《麻将》，希望找出国人“日用不知”的各种毛病，引起对“旧的文学、政治、伦理”的警惕。此外，胡适还指出：“今日的贫民社会……都不曾在文学上占一位置。并且今日新旧文明相接触，一切家庭惨变，婚姻痛苦，女子之位置，教育之不适宜……种种问题，都可供文学的材料。”在《我的信仰》中胡适则表示：“人生最神圣的责任是努力思想得好。”所谓“思想得好”，就是不依傍、不盲从。而1919年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之时，胡适又提出，国民意识中当包含一个新态度，就是具有鲜明的实用主义色彩（注：胡适留美时导师杜威的主张）的“评判的评判”。从“五四”前后到1932年的十几年间，胡适一直在大声疾呼“科学”，强调只有用科学的精神教育国民，国家才能强大。

——摘编自朱承《胡适与现代中国国民意识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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