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明末社会内有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外有清军虎视眈眈，明王朝处于两害相侵的困境，许多人仍处于“釜水将沸而游鱼不知”的境况。王船山（王夫之）在焦虑中产生对王（阳明）学和禅学的怀疑，并试图以修正程朱理学、恢复传统经学来匡扶大厦之将倾，与顾炎武等人开讲求经世致用之新风。清朝入关后，王船山曾举兵抗清，事败后誓不降清。他指责李自成起义犯上作乱成为清朝帮凶。然而，他始终把清兵入关看作明亡的主要原因，把“尊王攘夷”摆在首位。其思想充满了对清朝入主中原的愤激之情，船山还是“西学中源”说的始作俑者，他指出：“西夷之可取者，唯远近测法一术，其他则皆剽袭中国之绪余。”

——摘编自周辉湘《船山学复苏与近代思想界的嬗变》

材料二：在与太平天国殊死搏斗的同时，曾国藩即令收集、整理、刊刻船山遗书。1862年，由曾国荃策划重刻。曾国藩校阅了1/3以上的篇幅，“订正讹脱百七十余事”，重刻《船山遗书》于1865年正式出版。曾国藩不可能同船山一样把尊王攘夷的目标对准清王朝，却又接过攘夷的口号，把它转换为御外侮的“制夷”。

——据《曾国藩全集》等整理

材料三：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推崇王夫之，并将其视为“恢复中华”的思想先驱。革命者印发王夫之《黄书》等“明于华夷之辨”的书籍，“排满革命”“光复旧物”便迅速成为国人的共识。

——据王泽应《冲破鸿蒙别有天——夫之出船山记》等整理

材料一：清初建立的历代帝王庙，除了供奉三皇五帝以来的历代开业帝王外，还增入辽太祖、金太祖、明太祖等皇帝进行祭祀。康熙帝将宋朝以来“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的统治家法作为治国政纲，乾隆帝更是提出“中华统绪，绝不断线”的观点。康熙帝还专程前往曲阜瞻拜孔庙，重用李光地等儒臣，乾隆帝时编订出版了汇通各族文字的书籍和词典。针对“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雍正帝驳斥道：“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

——摘编自常建华《国家认同：清史研究的新视角》等

材料二：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发生动摇。王朝国家认同出现严重危机。甲午战争后，梁启超积极宣传民族国家观念，他深刻地认识到，国家欲立于民族国家之林。就必须获得广大民众认可，成为一个统一强大的民族国家。并在中国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国家，致力于开启、培养国民与此相应的国家意识。革命派提出。中国在“异种残之，外邦逼之”的情况下，建立起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殆不可以须臾缓”。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一再强调“今日中华民国成立，满、汉、蒙、回、藏五族合为一体”，各族“皆得享共和之权利，亦当尽共和之义务”。辛亥革命后期，许多民族主义者将“中华民族”进行重新阐释、赋予其“中华民国境内所有民族”的新内涵。

——摘编自暨爱民《百年凝聚：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认同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