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朱熹理学自上而下，渗入民间。宋代义门现象的兴盛与朱熹理学的大力倡导有很大关系。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义门郑氏”，历经宋元明三代传颂不息，在明代更被朱元璋赐以“江南第一家”美称。其孝义治家的大家庭模式和传世家训《郑氏规范》，奠定了它在中国传统家训教化史上的重要地位。《郑氏规范》中治家、教子、修身．处世的家规族训，以及极具特色的教化实践，把朱熹所倡导的伦理道德落实于行动，成为郑氏家族几百年始终坚持不懈的传统，在乡里传为美谈，并且在乡里间形成良好的睦邻氛围。因此几百年来，历经多次战乱，义门郑氏仍在浦江县保存下来，这一奇迹自有它深厚的社会土壤。

材料二：伏尔泰歌颂理想，推崇文明，希望在清除迷信的“神示宗教”之后，建立起充满理性、自然和道德的“理性宗教”。他认为朱熹理学是“理性宗教”的楷模，是唯以德教人，“无需求助于神的启示”。他在《查第格》这部哲理小说中说，中国的“理”或所谓的“天”，既是“万物的本源”，也是中国“立国古老”和文明“完美”的原因。他觉得中国人“是在所有的人中最有理性的人。”这种以道德规范为准则，使天赋与理性、文明的发展与理性的进步、历史的前进相统一的“理性宗教”是伏尔泰坚定不移的信仰。

——程利田《朱熹理学对欧洲启蒙思想家的影响——兼论中国文明对西方文明的作用》

材料：南宋光宗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陆九渊任荆门军知军。他上任后，正值金兵南侵压境，他便主持构筑荆门城，并开挖了护城河渠，守边防，固前沿，从此荆门有了城池。他大刀阔斧地改革荆门军的税收弊端和不合理体制，以及官场的陈规陋习，重视整军习武，提拔人才。他宣讲心学，崇教化，易风俗；引导民众从内心自觉履行道德仁义。他废除了荆门境内税卡，减免捐税，一时间荆门商贾云集，税收日增，民讼渐息，盗贼敛迹。

——摘编自《荆州地方志》等

该图为《唐律疏议·名例》所示道德原理结构图，这表明唐代（    ）

材料：徐桐（1819～1900年），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大臣，历任礼、吏、兵、工等部尚书，以及体仁阁大学士等职。徐桐主张澄清吏治，反对李鸿章等洋务大臣的贪渎和任用私人。徐桐还是清末有名的理学家，《清史稿》称其“崇宗儒学”，鲁迅曾说过徐桐是“清末儒者的结晶。”徐桐正直、清廉，忠于清廷，维护纲常，恪守传统。

    徐桐“恶西学如仇”，曾言“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国，史所未闻，籍所未载，荒诞不经，无过于此”，他“每见西人，以扇掩面。”清政府讨论修铁路，他领衔上书坚决反对。戊戌变法中，他声称“宁可亡国，不可变法”。戊戌政变后，徐桐深得西太后的信赖和礼遇，“大事皆决于桐”，义和团入京时，徐桐亲自出城迎接，说“中国当此自强矣”，他鼓动慈禧对外宣战，深信义和团神术，主张利用义和团群众对付洋人，义和团火烧教堂，他在家中设台请戏班一连唱了二十天戏。八国联军进京后他以身殉道。

——摘编自张李州、张立胜《徐桐：中国近代务虚的守旧官僚典型》

材料一：朱熹集中了前人（特别是程颐系统）的儒学研究成果，形成了新儒学体系。他把《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理论根据，构建上自皇帝下至各个家庭的一整套周密的社会秩序。他编著《四书集注》，用理学思想重新解释四书，使理学透过四书而深入人心。他通过编撰《童蒙须知》等启蒙著作，对儿童的衣着、饮食等日常行为都作了道德规定。比如，穿衣要颈紧、腰紧、脚紧。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概要》

材料二：程朱一派专在士阶层中求发展，终于成为新儒家的正统。直到王阳明出现后，陆王才真正能和程朱分庭抗礼。王阳明的“致良知”教以“简易直接”为特色，是和朱子“格物致知”的理论长期奋斗而获得的。他认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因而打破了朱子“读书明理”之教在新儒家伦理和农工商贾之间所造成的隔阂。王阳明以来有“满街都是圣人”之说，新儒家伦理因阳明学的出现而走完了它的社会化的历程。

——摘编自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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