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汉代以后，儒家没有真正实现唯我独尊。儒家思想与佛、道思想互补而共存，在精神生活领域，中国人还有一些回旋的余地。中国的士大夫与君主也是既对抗又合作的关系，士大夫们一方面以儒家理念约束政权，另一方面又以专业文官的身份为政权服务：儒家的理想社会，不在天上而在人间，儒家士大夫不在朝为官时，在野为士绅与知识分子，可能比基督教的教士，有更多着力之处。于是，近代以前，中国平民百姓的生活，可能比罗马治下的平民百姓，较为舒畅，也较为优裕。

——摘编自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材料二：李贽的悲观不仅属于个人，也属于他所生活的时代。传统的政治已经凝固，类似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的新生命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孕育。社会环境把个人理智上的自由压缩在极小的限度之内，人的廉洁和诚信，也只能长为灌木，不能形成丛林。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材料三：面对现代化潮流，中国近代思想界逐渐形成自己的现代化理论。19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中国先后出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等观点。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出现了康有为的“托古改制”论和严复引进的社会进化理论，共同构成政治变革的理论基础。在新文化运动中，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学者公开提出“西化”的目标，宣布要“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随后，“现代化”一词逐渐代替了“西化”。20世纪40年代，有学者认为，从前我们常要说要西洋化，现在常说我们要现代化；西洋文化之所以优越，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的”，而是因为它是“现代的”；中国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的”，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的”。因此主张对中国文化实行符合现代化标准的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