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高祖皇帝晚年手敕太子书：“吾遭乱世，当秦禁学，自喜，谓读书无益。泊践祚（及登基）以来，时方省书，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吾生不学书，但读书问字而遂知耳……，今视汝书，犹不如吾。汝可勤学习。每上疏，宜自书，勿使人也。”

——（明）梅鼎祚《两汉文纪》

材料二：一方面是帝王对于人民横征暴敛、残酷盘剥的现实；另一方面，天下又不能没有帝王。对于这道难题，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里的解答也只能祭出道德说教的大旗，将希望寄托在后世君王能够积极效法那些虚幻的尧舜禹等上古帝王的样板上面……从今天的角度看，黄宗羲明显属于“看对了病症，开错了药方”。

——周英杰《大历史的小切面》

材料三：受制于“皇帝制度”两千年，是这个民族不能逃避的命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许多问题，比如“德先生”“赛先生”迟迟不能落脚，比如公民意识、规则意识、宽容意识的缺乏，比如“熟人社会”，比如“守旧症”、“非我症”，“不合作症”、“麻痹症”，其根源都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的夏商周时代或者更远的尧舜禹。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文化转型的艰难，

——张宏杰《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序

材料：西汉建立后，“约法三章”不再适应现实需要，新的法令条文不断增加，形成《九章律》。汉武帝时，《九章律》之外的“旁章科条”迅速增至359“章”，仅关于死罪的法律条文便有1000多条，“律令烦多，百有余万言”；具有法律意义的案例汇编越编越多，《春秋》一书所记史事在判案时也用作参考。三国魏初，沿用的“秦汉旧律”竞多达906卷，770余万字，东汉以来马融、郑玄等儒学大师对法律的注释也具有法律效力。

魏晋时对法律进行了重大改革。大量行政法规被编辑为“令”，由具体行政部门掌握。改定的新律以刑法为主体，共20篇、620条、27600字，大大降低了官吏判案时任意引用法令条文的可能性。与汉代明显不同的是，新律不少条文突出上下尊卑，同罪而不同罚。

——摘编自张晋藩总主编《中国法制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