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从很早的时期起，血缘亲族关系纽带在希腊社会中就被打破了。公元前六世纪，克里斯提尼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打破和改造雅典社会结构中残存的血缘亲族组织。

希腊城邦不是一个封闭的农业社会，而是一个开放的商业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航海贸易往来的频繁和扩大，大量外邦人迁入定居，所有这些，都从根本上腐蚀和瓦解了古希腊社会中的血缘亲族组织。

——《古代中西方政治制度的比较》

材料二：从秦朝建立到五代十国，宗族在封建国家的建立中不断被分解、变异。秦朝仍实选行“家天下”的政治统治，血缘亲疏仍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西汉文景期间，地方宗族开始利用宗族关系建立自治共同体，并逐渐发展为影响中央集权的强大集团。汉武帝时，“徙强宗大族，不得族居”。东汉时，宗族以士族门阀形式持续到了魏晋。隋唐宗法受到毁灭性打击，但因其顽强生命力，并未完全排除于国家政治生活。由宋到清，宗法逐渐内化为主体政治结构的潜在因素，一改以往的贵族存在模式，将自身形态深入到民间基层，形成了具有特殊意义的组织群体，既维护了宗族的长治久安，也稳定了国家政治体制。

——摘编自王露《中国古代宗族与臣民意识研究》

材料：周公其人，堪称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家和改革家，他主持完成了周初的改革，其关于“天下治式、社会模式、行为范式”方面的创举，着实当得起“万世之谋”四个字。在平定“三监”之乱以后，周公亲自谋划落实分封，主要分四个层级进行：第一层是周天子，第二层是分封的“姬姓”王族子弟，第三层是分封的功臣子弟，第四层主要分封的是殷商旧族后裔。钱穆先生对此的评价是“周人封建，亦由当时形势之实际需要逐步逼迫而成，同时亦是周民族对于政治组织富于一种伟大气魄之表现。”西周以前，中国的社会组织结构多具有原始氏族的特征，总体上是很松散的。周公对宗法制的完善，结下了一张由“个人——家庭——家族——国家”织成的比较严密的社会网络。周公还认为“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要让整个社会形成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上下尊卑关系。总之，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宏大的变革，周公改制无疑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