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开创了中华文化的灿烂源头，儒重人道，道重天道，墨重科技，相得益彰，互补生辉；国家统一、民族融合营造了中华文化繁荣和五千年文明不间断的良好氛围，北魏之鲜卑、辽之契丹、金之女真、元之蒙古、清之满族，都与汉族文化交融会通、包容共进。……公元前后的三四百年间，儒学文化就传到了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北部地区，逐渐形成了东亚儒学文化圈。至明末清初，前来中国交流的欧洲宗教人士、学者、商人和一些官员、使节，既向中国传播“西学”，又把“中学”带回欧洲，把中国历史文化典籍如《诗经》《易经》《大学》《中庸》《老子》《论语》等翻译成拉丁文本。另一方面，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在日渐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也给包括儒学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借鉴和营养。明末，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以科学为传教工具，引进了古希腊哲学、伦理学、语言学、逻辑学、地理学、医药、数学、生物学及美术、音乐、建筑、水利等，都给中国传统文化以积极的影响。

——摘编自仲呈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材料二：近代以来，中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重创，中国人痛定思痛摘，开始了一场前无古人的文化反思，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失败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中国文化。近代以来的文化变革运动多以否定中国文化为前提，这对于开放学习，特别是向西方学习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长期观察我们便会发砚，这种文化变革运动对于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发挥，也起到了阻碍作用。

——摘编自孟宪实《传统文化：中国文化软实力之源》

材料三：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和日本学者池田大作的对话集《展望21世纪》中有这样的评论：“（中国人）比世界任何其他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上、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正是在国家统一、民族融合的大背景下，中华文化才能生生不息、不断发扬充大。

——摘编自张岂之《文化自信的深厚历史底蕴》

材料一：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

——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

材料二：（董仲舒）把孟子的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装进阴阳的框架，加上一个最高的主宰“天”，成为一种神秘的天人感应论。他所强调的不是从道德伦理意义上探讨人格的完善，而是着重论证君臣父子、夫妻之间“三纲”论之不可移位……但在政治学领域，他的大一统思想却有利于国家的巩固，而且适应于历史发展的潮流。

——张岂之《儒学思想的历史演变及其特点》

材料三：不返本开新，不接续源头活水，综合创新便会食多不化，推陈出新就会迷失方向；不综合创新，不引进众家异说和外来文明，返本开新便会泥古不化，推陈出新就会乏力苍白；不推陈出新，不致力内部创造，返本开新就会徒说空话，综合创新也会主体不明。因此，“三新”之说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则儒学的继承与创新庶几可以顺利进行。

——牟钟鉴《儒学继承与创新的三种途径》

请回答：

材料一：星队（坠）木鸣，国人皆恐。曰：是何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衫星之党见，是无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虽并世起，无伤也；上闇（暗）而政险，则是虽无一至者，无益也。

——荀子《天论》

材料二：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

——董仲舒《天人三策》

材料三：生有生之理，死有死之理，治有治之理，乱有乱之理，存有存之理，亡有亡之理。天者，理也，其命，理之流行者也……违生之理，浅者以病，深者以死。人不自知而自取之，而自昧之……夫国家之治乱存亡，亦如此而己矣。

——王夫之《读通签论》

请回答：

材料一：《孝经》开宗明义地说：“夫孝，德之本也。”从周代至春秋，孝的初始含义主要是尊祖敬宗，另外还包含生育子女、传宗接代。春秋至战国之际，经过儒家的阐释发挥，“善事父母”最终成为“孝”的核心内容。孔子把孝的含义归纳为三：一是无违；二是能养；三是有敬。曾子绝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孝道思想，将孝道与忠君联系为一体。使之成为政治原则。而到了汉代，封建统治者则从实践上使其政治化，孝由此成为“以孝治天下”的工具。“以孝治天下”的思想，将本来规范血缘家庭的伦理范畴变成国家的政治哲学，严重地扭曲了孝的本义。在封建社会后期，竟得出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残酷结论，其精神实质已经背离了传统儒家的孝道原则。

——摘编自卢明霞《当代中国孝德研究》

材料二：要使现代人其正从感情上接受孝现念，就必须让孝德回归到家庭伦理的地位，仅仅作为—种子女对父母的爱，消解其在社会生活领城和政治领域中的影响。随着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在现代社会中，家庭生法已退为多层面生活之一，不再是生活的全部。因此，孝德的修养亦非个体道德生活中的核心与全部。在当代，孝德与其他德目应该是并列的，共同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服务。今天，对父母的孝敬应该从现实出发，主要是重感情，重赡养，不应该追求繁琐的礼仪和不近人情的形式。尽管今天的孝行还应该遵循一定的规范，但是决不应该拘泥于规范，而应该以使父母安乐幸福和尊重老人的意愿为原则。

——摘编自卢明霞《当代中国孝德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