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的慈善文化的思想渊源主要来自于儒家的“仁爱”价值观。孔子从人性本善的基本前提出发，倡导“仁爱”，这是个人基本的善念和品质。……中国的慈善行为更多的是为了政治统治的需要，要求政府在灾难时期承担起对于民众的生存救济，将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完全归为政府的职责范围。

西方国家具有较深的宗教信仰，因此慈善活动必然同宗教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原罪论”的宗教思想很是值得我们分析。这种思想意识要求每一个信徒要行善从而减轻自己的罪行而获得上帝的原谅从而得以升入天堂。此外，相对于我国的官本位的慈善理念，西方国家则更多地表现为公众的参与，以美国为例更多地是表现为基金会或者是救助团体，然而这些大部分都是非政府性质的机构。

——摘编自李新鑫《中国慈善文化的源起与西方社会慈善业态的比较》

材料二：近代中国灾荒的特点是烈度强、范围广、灾类多、破坏重。天灾人祸交织叠加，使得民众生活于水火之中，传统慈善救助模式辐射面窄，无法让慈善业的社会功能发挥应有作用。……在中国，一些西方传教士在救灾过程中忘我地工作，强调人道主义，这让国人看到了全新的慈善救助模式，促使他们更加自觉地了解、学习、效仿那些新的慈善救助方法。期间，中国民间社会的成长形成了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他们在西方观念的影响下，每当某个地方有大的灾患出现，他们就利用同乡会、同业组织这样的平台，积极捐助和募款，有的还亲自前往灾区一线参与救灾……慈善作为涉及人的尊严和社会正常运行的公共行为，势必成为社会各界感兴趣的话题，所以媒体也乐于报道。

——捕编自周秋光主编《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上）》

①“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

②“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

③“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

材料一：漫画《思想家的话语》

材料二：《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三：天理流行，触处皆是：暑往寒来，川流山峙，父子有亲，君臣有义之类，无非这理。

——《朱子语类》

材料四：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人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

请回答：

材料一：普罗塔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论语·颜渊》记载：“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曰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材料二：晚明，……随之而来的是精神文化、道德伦理也相应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的理学，由于其弊端日显，而渐渐为士人们攻讦和唾弃。一种崭新的革新运动悄然兴起。从而在晚明泛起了一股汹涌澎湃的人文主义思潮，在中国思想文化解放史上刻下了深深的印痕。……是不可能完成社会转型历史使命的。

——摘编自高建立《晚明人文主义思潮与社会风习的转变》等

材料三：“在文化氛围上，打破了封建旧文化的统治地位，以改良过的欧美新文化替代旧文化，进一步启迪了民智，沟通了东西文化交流，使中国对西方的理解更加深入了一个层次；在思想上，进一步打击了封建专制思想，传播了西方民主、自由精神，也塑造了中国现代文人自由主义思想，并使自由主义、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并列为现代中国三大思潮。”

材料：

上表是关于中西方传统节日的比较。从表中提取相关的历史信息，白拟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阐述。（要求：写明论题，逻辑清晰，史论结合。）

①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

②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

③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

④德不忧者不能怀远，才不大者不能博见。（《论衡》）

材料一：约略地说，对于“帝王”事实上乃是附着在天下苍生身上的一大毒瘤这一道理，战国时期的孟子和后世的黄宗羲可谓“心有戚戚然”，有着基本相似的认识。但他们也都很无奈，因为这里明显存在着一个思想困局：一方面是帝王对于人民横征暴敛、残酷盘剥的现实；另一方面，天下又不能没有帝王。对于这道难题，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里的解答也只能祭出道德说教的大旗，将希望寄托在后世君王能够积极效法那些虚幻的尧舜禹等上古帝王的样板上面……从今天的角度看，黄宗羲明显属于“看对了病症，开错了药方”。

要真正地解决“君王之害”，还是西方思想界替孟子和黄宗羲们想出了好办法。把手中握有权力的人关进一个精致的“笼子”。而一旦被关进这个“笼子”，即使他是一只“猛虎”，要危害天下也是难上加难。

——周英杰《大历史的小切面》

材料二：18世纪是欧洲封建主义崩溃和资本主义成分产生的时期，为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在哲学里面逐渐形成那正在上升到统治地位的反宗教反封建的理性万能学说，而这理性万能的学说实以中国之哲学文化输入为其外在的必要条件。正如赖赫淮恩所说，中国思想在18世纪之影响，至可称“孔子为此世纪之守护尊者”。因耶稣会士介绍孔子的学说，引起欧洲一般知识界对于中国思想研究的兴趣。历史学家们以伏尔泰为首，也极力炫耀中国以为是一个理想至治之世，道德、宗教与行政全超然不群。中国为哲人政治，授予官职时，常召集多数学者在公堂上公开讨论而选拔最有贤明的答案的委以要职。中国人为世界上最严守政治规则的国民。国王为最有力的主脑，由此主脑使国家的手足活动。中国谓为武断政治，不如以文治主义的理想称它。青年竞入大学而从事探讨他日出仕时所应熟悉的国法民情，所以中国大学乃有举世无双的荣誉。

——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

材料一：《中华文化史》（冯天瑜等著）认为，中华传统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表现为“以民本思潮和专制主义为两翼的百家争鸣的私学文化”；……

材料二：李贽的悲观不仅属于个人，也属于他所生活的时代。传统的政治已经凝固，类似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的新生命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孕育。社会环境把个人理智上的自由压缩在极小的限度之内，人的廉洁和诚信，也只能长为灌木，不能形成丛林。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