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冷战”时期，中国长期奉行革命外交的理念，对外援助被视为一项为革命外交服务的“必不可少的战略支出”。具体而言，援助通过实现国际统战这一目标服务于整个革命外交，国际统战是革命外交的特性，革命外交的手段和方式都离不开统战思路与模式。因而，援助的目的是“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和对外斗争的需要，为维护世界和平，巩固和发展反帝反殖统一战线这一总的战略目标服务”。

——摘编自蒋华杰《国际冷战、革命外交与对外援助》

材料二  人道主义是一国对外援助的原始动因之一，在别国遭受自然灾害或战争破坏时，中国实施对外援助是践行国际主义、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经济动因主要体现为市场因素。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经济体制也决定了中国对外援助有其独特的一面，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促使中国对外援助结合了寻求海外市场和对外投资效益，同时中国对外援助追求公平与正义，有时甚至做出自我牺牲。

——摘编自任晓、郭小琴《解析中国对外援助：一个初步的理论分析》

材料 1969年7月25日，尼克松在关岛就美国的亚洲政策发表演说，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只是一个提供援助的伙伴, 而不是军事保护者，尼克松主义应运而生。1970年2月18日，尼克松在向美国国会提交的长篇咨文中, 把只针对亚洲的尼克松主义正式发展成为美国新的全球战略，即“美国必须分担作为伙伴的义务”“美国的软弱无力会使可能的侵略者情不自禁地作出危险的错误估计”“在同盟国的合作下，在不损害自己力量的情况下，我们将设法找到一些领域，以便使冲突得到和解，使彼此的争夺得到避免”。尼克松主义强调通过缓和来重新建立世界政治的均势，对冷战的转型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摘编自王月《走向缓和——尼克松时期美国战略调整》

材料  二战后，德国对历史问题的反省非常彻底。战后德国历届领导人都明确承认，希特勒德国发动侵略战争，德国对其后果“全面承担责任”，并向受害国人民“认罪、道歉”“请求宽恕”。联邦德国还颁布了一系列法律规定，以防止纳粹沉渣泛起和新纳粹产生。教育青年面对纳粹罪行和侵略真相，树立正确历史观。根据1952年联邦德国同美英法三个占领国签订的《波恩条约》，德国要对境内外受纳粹迫害者进行赔偿。尊重战后国际协定，承认战后边界，对邻国放弃一切领土要求。走和平崛起道路，置身于一体化的欧洲，减少邻国对纳粹德国“东山再起”的疑惧。1970年，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的“华沙之跪”被称之为欧洲一千年来最强烈的谢罪表现。通过以勃兰特为代表的历届政府的不懈努力，有力地推动着德国与东方国家的和解进程，使德国顺利加入联合国而融入国际大家庭。

——摘编自梅兆荣《德国如何反省二战侵略历史》

材料   1946 年，当“冷战”这个概念流行起来的时候，东亚已经是烽火遍地了。如果以热战为标准，东亚则是独一无二的。不论是列强在二战后期基于外交协调的各种安排，还是战争结束时基于军事占领的现实造成的局面，都没有阻止一个个东亚国家由于内部矛盾采取行动和发生战争，其中包括内战（中国）、反殖民主义战争与冲突（越南与法国、印度尼西亚与荷兰）直至大国间的大规模地区战争（朝鲜战争）、也有新兴国家之间规模不大的冲突。以往的论著都将这些事件同美苏爆发冷战紧密联系，以致忽视甚至无视东亚地区内的各种力量的极端重要性。这并不符合历史进程的真实情况，至少在东亚陆地部分的主要地区是这样，在那里美苏也可以说是被各种当地力量加以利用的外部因素。

——摘编自牛军《从开罗到万隆：战后东亚秩序的缘起（1943-1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