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界，可将孙中山对国际分野的看法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孙中山主要是以人种或地域为依据，做出黄白或欧亚分野的判断。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由于十月革命的成功和苏俄的兴起以及帝国主义仍然对中国等国家实行强权压迫政策等因素，孙中山对各国有了新的认识，从而提出了新的国际分野。他认为以后的国际战争“不是起于不同种之间，是起于同种之间。那种战争是阶级战争，是被压迫者和横暴者的战争，是公理和强权的战争”。从对欧美国家强权政治的批判中，孙中山主张以仁义道德的“王道”取代西方列强以强权武力为内核的“霸道”规则，构建平等、和平的国际秩序。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仁爱”、“信义”与“和平”等传统伦理准则。阐发“王道”中的公平正义，与无产阶级民族解放运动反对殖民压迫，主张民族自决的理论是一致的，这正是孙中山与时俱进，将传统赋予时代内涵而走向联俄、联共的原因所在。

——摘编自李育民《论孙中山的国际秩序观》

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吾人所最惭愧者，莫如我国无国名一事。寻常通称，或曰诸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皆朝代名也；外人所称，或曰震旦，或曰支那，皆非我所自命名也……以一姓之朝代而诬我国民，不可也；以外人之假定而诬我国民，犹之不可也。于三者俱失，万无得以，仍用吾人口头所习惯者，称之曰‘中国史’。虽嫌骄泰，然民族之各尊其国，今世界之通义耳。我同胞苟深察名实，亦未始非唤起精神之一法门也。”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1901年）

材料二 革命党人于1911年11月11日晚组织了谋略处，做出了下面这样一些重要决定：“一、以咨议局为军政府及都督；二、称中国为中华民国；……”“称中国为中华民国”的含义深远：其一，它说明在此之前，“中国”已经是这个地方的国家和民族的称号，“中华民国”只是将其具体化。其二，它说明自此后，“中国”概念由文化、地域和模糊的指称正式被赋予了明确的政治含义。中国不再是文化共同体，而是现代政治共同体的指称了。

在这里，“中国”不是“中华民国”的简称，中国人通过“中华民国”自上而下地完成了身份的现代认同。

——李扬帆《未完成的国家：“中国”国名的形成与近代民族主义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