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发展必然推动政治的变革，政治的变革也同样会促动经济的变迁。中国民族工业长期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的夹缝中，饱受压抑之苦的资产阶级渴望政治革命带来“产业革命”。辛亥革命的胜利不仅使“当时人们特别感到解放的欢欣”，以为发展实业的最佳“运会”到来了，而且确曾为资产阶级发展实业提供了封建专制政体下所不可能有的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的有利条件。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概括材料的核心观点，试以中国近代史的相关史实加以说明。

材料：唐才常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出身于封建知识分子家庭，自小接受封建教育。甲午战后，民族危机深重，他以救中国为事，专注研究各国政治外交情事，参与维新活动。戊戌变法失败后，着手组织“正气会”，作为将来武装起义的策动机关。“正气会”的名称来源于宋末抗元英雄文天祥所作的正气歌。在宣布正气会成立的序文中，一万面攻击清政府“甘首腥膻，自甘为隶”，指责清政府对洋人的屈膝投降，成为洋人的奴隶，强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另一方面又宣扬要“忠君爱国”，称：“日月所照，莫不尊余，君巨之义如何能废”，承认与光绪有君臣关系。19年，唐才常领导了在长江流域掀起的有10多万人参加的自立军起义。这次起义还吸引了革命派参加，促使了保皇派的分化和革命派的发展．为推动两湖地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辛亥武昌首义的爆发创造了条件。

——摘编自刘涣决《唐才常与自立军起义》

材料：中国现代外交体制是清政府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它的最初建立更多的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这种体制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传统性与现代性杂糅的先天缺陷，在长达近四十年的时间里，清政府对它的变革也仅仅限于局部调整。然而，这种情况在清末新政时期发生了根本变化。庚子惨败使顽固守旧势力遭受了致命打击，为洋务派重新进入权力核心提供了契机。他们大胆地举起了效法西方、进行变革的大旗，他们的变革决心不单单是一种迎合，更多的是真实意图的表露。清末新政时期，外交体制的变革主要取得了以下成就：第一，设立外务部，这是中国外交史上具有现代西方外交部性质的第一个专门的常设国家机构。第二，制定一系列新的规章，严格了出使大臣及使馆参随人员的选用标准，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出使经费监管机制。第三，完成了国歌的创制，完善了宝星（勤章）制度，结束了中外有关现见礼仅的争论，完成了中国标志性外交礼仪和仪式性外变礼仪的制度化。第四，通过创制地方交涉使制度，消除了旧有外交体制中地方外变机构涣散无序的弊端。第五，开设了中国第一个外交人才培训机构——储才馆。

——摘编自崔军伟《试析清末新政时期外交体制变革的有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