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为适应洋务运动的需要，从军机处分出部分人员组建了总理衙门。设立之初，官制仿照军机处。自成立以来，改革呼声不断，尤其是粤督陶模在1901年提出政府要设十部，外务部位居第二；袁世凯也号召政府将礼仪性外交活动制度化。清末“新政”时期，在列强的压力下，清政府设立外务部，作为中国第一个常设的近代性质的外交机构，且“班列六部之前”。外务部参考西方外交体制，修订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开设了中国第一个外交人才培训机构储才馆，并对职员选用、工作、晋升做了专业规划和规范。改革之后，官员大部分“都在国外学习或在驻外使馆工作过”。外务部完成了外交礼仪的近代化、制度化，结束了中外有关觐见礼仪的争论。

——摘编自李书纬《晚清外交七十年》

材料：沈家本（1840—1913年），浙江吴兴人。幼习儒学经典，“好深湛之思”。1864年，任刑部郎中，开始学习法律。1902年接受谕令着手法律修订工作，开始了清末法律改革。……在修法过程中，他以“会通中外，兼采古今”为原则。积极组织力量，翻译西方法律，聘请外国法学家充当法律顾问和派员赴外国考察。奏请设立法律学堂，培养专门司法人才。在沈家本的主持下制定了《大清新刑律》等一系列法律。新法从内容上确立了近代刑法的基本原则，打破了传统古代法律“诸法合一”的法典编纂形式。同时引进了一系列诉讼原则和诉讼制度，体现了程序法律部门的近代化。新法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遭到了旧观念旧势力的抵制，但趾高气昂的中华法系第一次低下头来学习各国法律优长，为此后中国法律走向规定了大致的路线图，沈家本也被誉为“中国法制近代化之父”。

——摘编自马勇《晚清二十年》

材料：在1875年“马嘉理”事件和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的处理和规定当中，郭嵩焘因时事需要出使英国，成为晚清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先人一步，根据自身的认识，用“本末观”实现了对“体用观”的超越。他说“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

郭嵩焘上奏《新加坡设立领事片》以“保护商民，与国政相经纬”，从而做到“官商之意常亲”，于是就有了中国在外设立的第一个领事馆——新加坡领事馆。郭嵩焘对“夷夏观”进行了理性的批判和认识，主张应该主动与世界各国平等交往。郭嵩焘在得知英国将向喀什噶尔派驻大臣以保全阿古柏政权时，对英国政府提出了严肃抗议，并要求英国政府撤回使臣。在郭嵩焘使英前后，时人尤其是洋务派对西洋文明的认识，还停留在坚船利炮的层面上。而郭嵩焘则不然，他着重去把握西方文化和科学的精神实质。

——摘编自刘平《郭嵩焘出使英国述评》

材料一：唐朝的对外开放繁荣，除中外使节的往返，还有商旅流动、僧侣请益、留学生互派等形式。唐廷不仅采取了诸如任其往来贸易、开放官学等种种优惠措施，将大批商人、学者等吸引进来，还营造出宽松的环境使他们的才智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外商的介八使居代的从商人数、从商规模、市场规模均在悄然增长，从而培育起较为发达的市场系统。

为了便于商品外销，手工业者专门制作具有外域文化特征的产品。唐太宗处理当时国际关系的宗旨是“德泽布”，即“天下和为一家”“中国贵尚礼义，不灭人国”。在此精神的指导下，唐朝与周边国家和平交往，“蕃汉非常快活，甲兵休息，互市交通……彼此丰足，皆有便宜”。唐都长安成为国际性大都市。

——摘编自周尚兵《唐代对外开放的特征及历史意义》

材料二：近代以来，通商口岸的作用和影响对于中国来说是“利害参半”。伍延芳等诸多清朝官员认为，对外开埠通商“利多害少”，主张自开商埠。甲午战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危局，推动了清王朝自开商埠的实施。清末新政时期，自开商埠为数更多，先后开放岳州、泰皇岛、济南等地。1905年，沙俄企图独占东北。为了抵御沙俄侵略，清政府采纳张之洞的建议，全面开放东北。自开商埠中的各方面主权完全属于中国，更不准在此设立租界。

——摘编自朱英《中国近代史十五讲》

材料三：中国在对外开放中展现大国担当，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共建“一带一路”，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作出重大贡献，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促进了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摘自《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