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宋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开始走上中国的现代型。第一是中央集权之更加强，第二是社会阶级更加消融。魏晋以下的门第势力，因公开考试制度之长期继续，已彻底消灭，商业资本难于得势，社会上更无特殊势力之存在。我们若把分裂性及阶级性，认为封建社会之两种主要特征，则宋代社会可说是距离封建形态更远了。然而正为此故，遂使宋代社会，在中国史上，显为最贫弱，最无力，一个中央政府高高地摆在偌大一个广阔而平铺的社会上面，全国各地区，谁也没有力量来推动一切公共应兴应革的事业，像水利兴修，道路交通…一到金胡南下，中央政府崩溃，社会上更无力量抵抗或自卫

——钱穆《国史新论》

材料二：市民性社会或者也称市民社会，首先是基于新市民阶层的基础之上……为此它需要特定的机制：市场、批判性的舆论、拥有宪法和议会的法治国家。在这个社会政治性的目标中包含了一个新的生存蓝图，它立足于工作、成就和教育（而非出身），立足于理智和对理智的公开运用（而非传统），立足于个人竞争以及伙伴式的共同体之上，它批判旧政体的核心元素；反对专制、反对世袭特权、反对等级的不平等、也反对教会——宗教原教旨观念。该计划虽然植根于新形成的市民阶层，但它却趋向于一个针对所有人的计划，它是一个全方位的模式，它基于全体市民——公民意义上的全体市民——的自由、平等和参与……

——节选自尤尔根柯卡在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的演讲稿（本文是尤尔根柯卡对18世纪至19世纪早期德国市民阶层和市民性的探讨。）

材料：当人们探究德国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的罪过时，不少人会指责从腓特烈大帝到俾斯麦再到布特勒的扩张主义语系， 此时俾斯麦的铁血和保守政策会被视为乱源之一 ，认为正是俾斯麦令德国错过了向真正意义上究政转型的机会，从而为纳粹的崛起埋下了伏笔……终其一生，伴斯麦眼中的和实际身处的德国，都是一个尚未实现エ业化的充满农业色彩的国度，这解释了为何他在顺应完成德国统一的自由民族主义的使命后，又“陷入”了保守主义政治的泥淖，从而几手掉了毕生的功业。

——编自苏琦《可疑的产：作为“历史助产士”的俾斯麦》

材料一：法国为了保其欧洲大国地位，试图阻止德意志的统一。1870年普法战争法国战败，德国把屈辱性的《法兰克福条约》强加给法国，法国被迫割让具有战略意义和资源丰富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并赔偿50亿法郎，这埋下了仇恨的种子。《法兰克福和约》对于法国来说只不过是暂时的休战，法国力图而且必须重新得到阿尔萨斯和洛林。

——摘编自施兴和《近代国际关系史》

材料二：时任联邦德国总理的阿登纳考虑到，只有法德两国走出冤冤相报的历史怪圈，建立和平友好的两国关系，法德以致欧洲的发展才有前途。德国需要借助与法国和解以消除长久以来欧洲大家庭的恐德情绪，逐渐复国家主权，完成两德统一。1963年1月22日，联邦德国与法国在爱丽舍宮签订《法德友好合作条的》（即《爱丽舍条约》），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法两国长达千年的故对状态的结東，在国家制度层面达成了和解与互信，有人甚至认为条的从根本上消除了西欧国家之间的战乱祸根。法德和解与欧洲一体化的紧密结合，使得条直掸动了欧洲联合的进程

——摘编自莫醒《“化敌为友”：法德的欧洲统一梦》

材料：1925—1926年，德国关税提高了29%，法国提高了38%。193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霍利—斯穆特关税法》，将75种农产品和925种工业品提高关税，全部关税的平均水平从33%提高到40%。对此，法国对进口美国小汽车增税60%，英国于1930年制定《紧急关税法》，对棉纱和棉织品增税50%。德国又推行新税法，对许多进口商品征收100%的关税。1933年6月，64个国家的代表在伦敦召开世界经济会议，由于与会的主要国家采取转嫁危机的利己主义立场，这次会议无果而终。

——摘编自方连庆主编《国际关系史》（现代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