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予之定名‘中华民国’者，盖欲于革命之际，在破坏时则行军政，在建设时则行‘训政’。所谓‘训政’者，即训练清朝之遗民而成为民国之主人翁，以行此直接民权也。有‘训政’为过渡时期，则人民无程度不足之忧也。”“除宪法上规定五权分立外，最要的就是县治，行使直接民权。”

——摘编自《孙中山全集》

材料二 1928年10月3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通过《训政纲领》，内容包括：“依照总理建国大纲所定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应训练国民逐渐行使，以立宪政之基础。……治权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项，付托于国民政府总揽而执行之，以立宪政时期民选政府之基础。”

——摘编自《中华民国法规辑要》等

材料一 由于中西方在历史传统、文明基础、思想观念、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差异，晚清时期的国人对于源自西方的现代法治文明隔阂极深，加之当时启动变法的直接目的是尽快地在法治方面与西方列强接轨，这就决定了当时中国的法治变革是从借鉴和移植起步的。

——侯欣一《近代中国法治变革回顾》

材料二 由于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从历史上考察是缺乏法治文化传统和法律制度背景的。因此可以说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法治建设的基础是非常薄弱的，法治建设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然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政府和人民不畏艰辛，60年来在法治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只要与我国的国情相结合，走中国特色的法治之路，就能克服法治建设的阻碍，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目标。

——郭庆珠《新中国法治建设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