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罗马人那里，私有制和私法的发展没有在工业和贸易方面引起进一步的后果，因为他们的生产方式没有改变。但当资本主义经济在封建社会内部逐渐发展起来时，详细拟定的罗马法便立即得到恢复并重新取得威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材料二   梁启超将中国专制归结为历史传统，有先秦“封建制度之渐革”。导致封建衰而专制起；也因秦汉以降“贵族政治之消灭”，历代社会等级间虽有流动，但民众的自由乎等意识很薄弱；此外，“权臣’被“次第摧毁”，相权逐渐沦为帝王的“留声机”与“写字机”，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人何以尊于禽兽！人有法律，而禽兽无之也……立法权如果操于一人，必立有利于一人的专制之法；立法权如果操于众人，则所立之法必然是有利于众人的民主之律……法者，天下之公器也。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

材料三 “法制”就是法律制度，而“法治”即法的统治（RuleofLaw），法律至上，标志着民主政治。“法治”的本质不是“治民”，而是“民治”，是人民当家作主治理国家、行使民主权利的形式和保障；应当把法律看成是人民自己创造出来用来规范自己行为、保障自己权益的社会公约，是维护自己合法权利的工具，它具有至上的权威。

——童光政《二十世纪中国法制文明的演进》

材料一

地方自治思想在中国萌发较晚，大致在戊戌维新时期。当时的维新派人士黄遵宪提出：要维新变法，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必须要“伸民权”，允许人民“自治其身，自治其乡再由一乡推之一县一府一省”。不仅如此，他还利用时务学堂、南学会进行了地方自治的实践。进入20世纪初，随着清政府“新政和顶备立宪”的推行，地方自治再次被人们提出，特别是张謇、梁启超等对此更是极力主张。

——蔡苏龙《张謇与晚清地方自治》

材料二

南京国民政府在成立之初，继承了孙中山地方自治思想并有所发展，实际上并非如此，······ 1930年，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的政治报告指出，······其他各省的地方自治推行因财政困难、地方纷乱等原因，“致自治事务，同时停顿。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也认为，地方自治困难重重，难有成绩。从具体事务考察，大多数省份仅完成县以下的自治区域划分，在涉及经费、人员等重大要素的人才训练、机关组建等方面几无进展。正是受到南京国民政府“地方自治”理念的影响，北京市地方法规体系在客观上得以不断完善······，使得当时北京市的财政状况得以改善，民众文化程度有所提高，社会秩序逐渐安定，总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地方自治”理念对于北京市的稳定与发展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

——上述材料摘编自徐振岐《国家权力重构视角下的南京国民政府地方自治》

陈天林《民国时期的“地方自治”理念及其初步实践》等

材料

费孝通先生提出了“文化自觉”这一概念，他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自觉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自觉延续民族文化中具有普适性意义的部分；其次，注重理解和诠释他者文化的经验和长处，自觉吸收他者文化中的精华；第三，在分析、比较、鉴别、吸取和整合传统文化、他者文化的过程中，自觉实现文化创新。

——摘编自李艳《文化自觉的三重释义》等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从材料中提取信息拟定论题并加以阐释。（要求：观点明确，史实正确，论证清晰）

材料

杨度（1875-1931年）湖南人，早年习“帝王之学”，1892年赴京会试落第，痛感清廷腐败，国事危艰。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他上书清政府，请求参加抗日，并在湖南投入维新改良的运动之中。1902年，随首批湖南留日师范生赴日，同年转而主攻法律政治。在东京时，他不赞成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拒绝参加同盟会，坚持走君主立宪救国道路。民国三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后，杨度任参政院参政，民国四年，杨度呈送《君宪救国论》：“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故应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君主立宪失败后，他逐渐转向民主共和，民国十一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北伐期间，他开始和一些共产党员交往，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民国十八年秋，在白色恐怖之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摘编自范济国《中国革命史人物传略》

材料

近现代中国民生主张